客从汀州来

kjtadmin 12-26 发现客家 暂无评论

按  300年前,客家人從汀州府(今福建西部)出發,一路向外遷徙。至今,浙江西南部的客家人依旧自称“汀州人”!這是一部驚心動魄的開拓史、創業史、發展史,值得後人銘記

客从汀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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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年前,一群客人拖家带口,肩挑手扛,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了瓯江上游沿岸及浙西南其它地区。他们操闽语,行闽俗,因为他们来自共同的故乡—闽之汀州。日久他乡即故乡,他们继承了客家先民的勇敢与智慧,披星戴月,择善经营,终成大业。三百年后,作为行政体制单位的汀州府早已解体,然而在千里之外的浙西南,这批客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顽固在自己亲手创造的桃花源中,恪守着故乡三百年前的风情遗俗。许多故事,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也许他们已经忘却了先祖从中原到汀州的历程,或许当初动身之时,上辈忘记了告知,他们大多不知道“客家”的称谓,仅记住了“汀州人”温馨的名字。朝代更迭,天下大势,前尘滚滚,后事如烟,瓯浪涛涛,箬水绵绵,欲知上下五千年之过往,就请随着历史的风轮,共同回顾当年的点滴。

一、千年客家

    有个奇怪的现象,检索查阅前清同治六年(1867)的翻刻本《乾隆汀州府志》,全册十二万字,竟然无“客家、客籍、客人”等关健词。何时有客家之谓呢?

    清末翰林赖际熙撰写于民国九年(1920)的《赤溪县志》卷8《开县事纪》之中,有一篇《论咸丰间土客械斗》的著作,云:“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这是学界认同的,首次完整有“客家”表述的论著,出现在民国九年,距“汀州人”大迁徙已过去两百年,并且仅出现在南方的小县县志之上,所以,浙西南“汀州人”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客家”之谓,也不知晓何谓“客家”。在瓯江中上游地区,民间又普遍认为,“客家”称谓专指畲族居民,即“畲客”,故时至日,询问上年纪的“汀州人”,均不理解什么是客家,也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只说自己是“汀州人”。

      1987年出版的《民族辞典》对“客家”的解释是:“汉语广东方言称为‘恰卡(Hakka)’,‘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辞海》对客家的解释是:指在四世纪初(西晋末年)和十二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 现学界普遍认为,“客家”是一个他称的名词,当时在广东西部江门地区(时称四邑),相对而言以“地主”自居的“广府民系”等冠予客家人的,后来这个他称因为客家研究学泰斗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所知,逐渐成为族群名称。

    从历史进程考,客家的“客”字来源于东晋元帝时的“给客制度”, 即佃客、典计、衣食客以及作为官僚地主的听差和侍卫,均没有独立户籍,而是注于官僚地主家的户籍中,称为“皆注家籍”,当时被称为“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衮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可能为民间的通称。

    据清嘉庆年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记载:“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笔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念日(1815520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 、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

  “客家”之称谓与清朝各地实行的“客籍”或“棚籍”制度有关。明代,一直将棚民(即外来搭棚而居者)视为匪类,明崇祯年间,湖南和浙江把靛棚(种植靛青的棚)称之为蓬寇或靛寇,清顺治、康熙年间江西的蔴棚也被称为“棚寇”,因此,棚民被认为是“不逞之徒”。雍正年间这种看法发生动摇,闽浙总督满保认为:“其间亦有良善之民,勤力耕作,他们因本籍无业,远投别省谋食。”雍正二年,户部尚书张廷玉提出了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办法:“责令(地方官)晓谕约束,导化渐摩。或奸匪不时窃发,即重加惩治,毋致蔓延贻害。安插既久,其素不为匪者,则编入烟户册籍之内。其居住未久,而踪跡莫定者,令取具五家连环保法,以杜日后事端,皆于编查保甲时一体稽核,毋许遗漏。再,棚民聚处日久,人数渐多,其中不无膂力技勇之人与读书向学稍知礼义者,亦令该州县查明,申详上司,分别考验录用,俾与彼地民人同霑圣朝之化。”

    清洪楝园《后南柯•甲阵》云:“驸马、司农、司宪等三人,均系客籍,手握重兵,殊为未便。”清龚自珍《秋心》诗之二:“晓来客籍差夸富,无数湘南剑外民。” 孙中山《地方自治实行法》云:“其本为土著而出外者,其家族当为之代尽义务,回家时乃能立享权利。否则回家时以客籍相待。”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提到:“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再如,云和北溪坑刘氏,虽然是望族之裔,但他们从康熙年间迁居云和,竟然为区区云和之户籍而奋斗了一百三十年。

    现普遍认为,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权威统计,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对客家血统的研究,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各自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中原纯正的汉人后裔说;古越族说;源于古中原地区说;南方各民族融合说;汉族与土著融合说。我们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而从瓯江流域现居的“汀州人”先祖族系分析,“中原纯正的汉人后裔说”与“源于古中原地区说”,较为贴切,最为典型的姓氏有:黄帝直系黄国之裔,现居库北南洞、龙门外垟等村;尧帝直系后裔,居瓯江上游瑞滩、梓坊等村;隋朝文帝之后,现居黄源爛坭村;唐朝皇帝直系后裔陇西李氏,现居库北担布坑、大源徐湖、内大阴等村。

    一般认为,客家有五次大迁徙,在瓯江上游地区,族群之迁则班班可考。

    客家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 发生在两晋之交至南北朝,因著名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扰动中原。西晋中后期,司马氏同王姓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以杨骏被杀后,卫瓘、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并与贾后对抗为起始,以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宣告结束,前后历时16年,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内讧,引发了300年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由于胡人生性残暴,其行为令人发指,丧尽天良的屠杀和野蛮残暴的非人类行为,导致华夏人口严重减少,人伦下滑,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大倒退,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史称“五胡乱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江南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大批汉人因避战乱和灾荒, 从中原迁到江淮流域,迈出了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步。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数为九十余万,大约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人口有六分之一为北方的侨民。后来者这些南迁的人们被称为“流人”,出现了史载的“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秦淮流人”。其中,原居住在中州(河南)及山西太原、长治一带的“司豫流人”,他们越淮渡江,有的到达江苏太湖区域,有些则到达浙江、福建沿海,还有其中一部分继续迁徙,后来就演化为闽南人。而这“流人”就构成了客家先民的主体。

    在“汀州人”大规模迁来处州之前,云和县境,大都为徐姓所占,县城内现有两个村的地名为“大徐、小徐”,紧水滩镇内有村名为“徐湖”,并存徐候之祖庙,即为最好的佐证。处州徐姓,均为“青徐流人”之后。《徐氏族谱》云:“偃王开国,发迹下邳。溯当年,文法咸学,归附诸候,同引义士,建坊辟基上考。看此时,众支荟萃,苗裔尽朝宗。上核本支宗,统承伯益治水,溯当年,遥知平地成天祖武曾为神禹佑,考成氏族,派自彭城,修文贻后裔,惟冀施仁,由义家声,丕振偃王风。”云和《邱氏谱序》云:“爰及东晋五胡乱华者,复渡江而西,由江西入南闽,散处于宁化之石壁,所谓邱家坊者,即吾祖继龙公之祖籍也。”

    第二次大迁徙大约发生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时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其迁移的动因多是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走向衰败。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不堪重负的农民发动了以王仙芝和黄巢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历时十几年之久,给沿途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难的悲惨命运;五代时期,各地割据势力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方军事力量内部之间常发生战争,并且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长江流域的灾荒频繁发生,如在10世纪到11世纪,长江流域的水、旱、蝗灾多达数百次;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于是,前一阶段从黄河流域的河南等地迁到长江流域聚居起来的客家先民,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再度向南大规模迁移。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迁徙路线大体上是三条:一是从都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有的再从梅岭关隘进入粤北;二是从都阳湖溯抚江、汀江而上,进入赣南于都、石城等县,再转到闽西的长汀、宁化,有的翻山越岭进入粤东北;三是经江西、浙江交界处, 越过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进入闽西,有的沿汀江进入粤东。在第一次南迁时期走得不够远、仅到达河南南部的客家先民, 这一回也因为那里战乱而迁到客家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

    《云和黄氏族谱》云:“泊乎九十二世祖侃公,由江夏迁至光州,始入闽,卜居邵武之和平。”后有:“化公,峭山九子,字维杭,生於后梁末帝乾化三年(913)癸酉正月十一日午时,排行第十,居汀州宁化县石壁村,官至广州刺史。”古代光州辖区包括今潢川县、光山县、息县、固始县、商城县、新县、淮滨县七县全境和安徽金寨县部分地区。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为戍守重地,从公元220年至1952年,光州历朝历代均为豫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证明,云和黄氏为第二次客家迁徙中的一个大族。

    这一时期的移民,无论是规模,还是路线都比上一次的迁移大得多、远得多。江西师范大学客研所许怀林教授在《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一书中,对这一时期迁入大本营的人数作了统计:“综计闽粤赣边界九州,唐宋间由三万户净增十三万户,达四倍多”。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中国人口比重也变为南重北轻。而客家先民们叩开了赣闽粤边三角的山门,大举迁入闽粤赣交界处,促使客家大本营的逐渐形成,为汉民族一个崭新民系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

    第三次大迁移发生两宋之交至明朝中叶。这一时期,北宋国力软弱,最终导致北方民族入侵,元兵入主中原,实行元朝政权的野蛮统治。动荡的社会促使更多的中原人迁入较为平和的南方,更多的汉人涌入客家大本营,与当地的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相融合。不过客家大本营的人口聚集过多,导致有的客家先民从客家大本营迁往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地,而且人数逐渐增长,如闽西汀州,在南宋德祐年间,人数更达到223432户,比起北宋元丰年间增长了2.7倍。

    这一次的大迁移带来的影响有:从中原进入客家基本住地的长距离迁徙现象已近式微,变为多由客家基本住地向外地扩展;在大本营内的人口大流动中,客家民系走过了孕育、形成、完善的路程,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客家民系正式形成。在客家大本营中,始终秉持着魏晋“衣冠士族”所持有的清流思想和因两宋积弱而激发的民族自尊,致使客家民俗表现出与当地民俗所不同的色彩,如语言上保持了中原古音,精神文化上保持了汉族传统的内核,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等等。

    徐湖《李氏宗谱》中的多篇谱序载明:“唐高祖承尧皇帝,名渊,字淑德,陇西成纪人也……盛于唐,后稍觉式微,至宋高宗时,忠定公纲为相,又復振家声,生五男,长火德公,由宁化移居上杭丰稔市丰朗岗头……鼻祖原居闽汀州上杭县岭背坑。”明确说明,这一时期,客家人开始由石壁村开始外迁。小顺《谢氏谱序》云:“以继南宋,而有灵运公,注史大夫,住金陵鸟衣巷,贤豪济济,世人皆仰曰‘鸟衣子弟’。”说明谢氏是随着南宋朝廷南迁的要员。

    第四次大迁移则发生于明末清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客家迁移活动,最初因为清兵入关,对汉族实行的异策,激发了客家人维护汉族统治的民族自尊。东南沿海的战乱和明末时期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就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伴随雇佣、租佃关系的变化,居住于闽粤赣的客家人纷纷外出。所以这一时期的客家人主要是迁出大本营向外发展,主要迁移路线有:由闽西、粤东进入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追随郑成功家族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客家农民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下,迁入了湖广交界地带或者是四川,在四川形成了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而这一次的大迁徙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主要有:由于客家人大员迁徙, 使很多棣莽之区得到开发。客家人从大本营相继迁入广西、台湾、四川等地“ 垦荒贸易”,对于进一步改变广西、台湾、四川的经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历史上客家人的几次大迁徙,与南方的畲、黎、瑶等族融合,而成独具特色的民系。这次迁徙中的客家人,在云和族群之中,并未多见。

    第五次的迁移,发生在清末时期。这一时期的迁移主要动因有:由于天地会等会党运动的扩散和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以及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等政治斗争因素的影响;清代客家居住地人急剧膨胀,耕地面积严重缺乏,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客家人的向外流迁;清末时期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虽然清末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却留有广州这一口海外贸易枢纽,有些临近沿海的客家人为求生计,遂而冒险出海谋生,迁移到国外南洋等地。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而这一时期的迁徙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1、在迁徙中,有相当一部分客家人远走世界各地,积极克服种种天然的恶劣条件和排除各种社会压力,促使客家人充分发挥千年迁徙中形成的冒险、抗争、耐劳、坚强不屈、团结互助等客家精神。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日益明显和突出,如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黄遵宪、叶剑英、朱德等革命先人。2、客家人在飘洋过海的迁徙中,积极在海外开创基业,对促进中外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3、这一次的迁徙促使海外客家群落形成,迁移到海外的客家人日益增加,在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融合方面起一定积极作用。

    云和的“汀州人”群落,又在哪一个时期形成的呢?

二、闽西故土

    现在一般认为,客家大本营是指“客家四州”:惠州、梅州、赣州、汀州。闽西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土地,它是福建三大江—闽江、九龙江、汀江的发源地。这里曾经是远古时代“古闽人”的生息之地,也是“闽越人”的祖籍地和“南海国”的都城所在地。唐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上表朝廷,建议置州。三年后,汀州建置完成,取长汀溪名之,是为汀州,这也是闽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州。《福建通志·地理·汀州》云:“或谓天下之水皆东,惟汀水独南,南,丁位也,以水合丁为汀,故名。”明清时汀州府属八县: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

    汀州首府长汀,即古汀州邑治所在。地处福建西部,闽赣边陲要冲,距今已1200多年历史。作为以客家先民为主设置的州,汀州在大唐盛世中诞生。从那时起一直到清代,长汀一直成为州、郡、路、府的所在地,曾是闽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汀留存下大量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如:始建于唐代的“观音挂珠”古城墙以及三元阁、水吉门、五通门、朝天门、宝珠门等;五代时期所建的南山同庆禅院;宋代孔庙、明清天后宫、明代所建的汀州试院,还有成片保留下来的唐宋明清时期的南大街、店头街、水东街、东大街等。作为中国美丽的山城,长汀是一位秀美恬静的小家碧玉,纯朴自然。宋代汀州太守陈轩所写的 “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等诗句,都是古代汀州城真景的生动写照。历经千年风雨,山城风韵依旧。汀江白练般穿城而过,城因水而美,水因城而灵。登卧龙山北极楼眺望,全城在目、万家炊烟、田园似锦、群山如黛、远淡近浓、风光如画。

    上杭是浙西南“汀州人”的主要迁出地。《诗经》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唐大历四年,因之而称上杭场。宋淳化五年,升场为县,称上杭县。县治曾先后迁至鳖沙、旧县,后于宋乾道四年迁至郭坊。汀江,宋、明、清时称鄞江,她是汀州人的母亲河,上杭是汀江的“黄金水段”, 汀江的全程有一半途经上杭,此段江面清澈如蓝、千帆竞发,两岸青山千娇百媚,荟萃三峡之奇,漓江之秀。汀州人的祖祖辈辈,栖息在汀江两岸。汀江是闽西最大河流,也是连接客家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福建闽西宁化和广东梅州的唯一河流。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内外客家人心中的圣地。

  查阅众多族谱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汀州是众多姓氏的聚居地。

  宋代,大量南迁汉民进入闽粤赣边。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壁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汀州宁化石壁,百姓先祖在此生息、繁衍、播迁、是汉人南迁的主要聚居地和播迁地。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百越族逐渐融合,从而,又同化了土著,形成了汉民族支系,成为闽西客家人。宋《临汀志》载:“迨宋朝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丰九域志》载主户66157,客户15299,视唐既数倍。《庆元旧志》载主客户218570,主客丁453231,视元丰又数倍……”可见宋时南迁入汀者较多。明清两朝汀州府管辖八县,民国初年废府建置,长汀县属汀漳道。

三、汀州来客

    许多研究资料均说明,清朝中后期,大批客家人从其聚居中心汀州府外迁移,主要向珠江三角洲、粤西、台湾、东南亚、大西南、赣州等地。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次特殊的迁徙大潮,就是汀州人向浙西南瓯江上游地区迁徙的过程。

      1995年版《云和县志》列举了部分清朝闽省迁云和的姓氏:清顺治初年,颜姓由福建龙岩迁居汤候门;张姓祖德珪、德福兄弟从福建寿宁迁长汀、天堂坑等村;夏姓从由福建龙岩迁居汤候门;王姓从汀州迁居田铺、杨梅垄、砻铺、木垟等村。康熙末年,蓝吉甫十五世孙仁昌、仁方、仁烈由上杭朴树下迁居局村馒头山、龙石、山潭村;十三世孙荣亮、十四世孙盛鼎由上杭官庄迁居局村溪口;十四世孙迪如、洪如兄弟由上杭朴树下迁居雾溪西坑;雷宪后裔宽琳、坤琳由上杭才溪乡迁居局村祖师殿,后迁分水坳、云丰范坑头,十四世孙佩忠迁居金鸡坑(莲塘村);刘姓祖新龙由福建上杭迁居木垟;另一刘姓从福建武平迁居古竹村;乾隆三年(1738),杨、郑、石三姓分别由江西会昌、福建武平迁居三都(崇头镇)。很明显,县志仅列举了县城周边部分迁云姓氏,大多分布于山区的姓氏,由于调查不便,而未说明。

    查阅许多“汀州人”的先世族谱,可见一斑。王姓始祖良仅公,于明代自闽汀州武平县徒居云和长汀,移用闽长汀县之名为村名;清初,联殿公来高山邱家村开基,其后三十多年,同为福海公之后的邱氏其志、其政、其言三兄弟也来到高山开芜,创建高山村外屋,亦称外邱家;赖其号于康熙二十年前后,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太平里田连排迁金村坑口定居;北溪坑刘氏,科进公于康熙四十年前后,由江西转迁于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九都北溪坑创业而居;康熙四十年至六十年间,邱姓十八世赞侯公、仝弟得琳公、及十九世上禄诸公,由闽入浙,卜居云之桑岭、石门诸处;黄氏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自闽上杭材溪曾坑村迁南洞村开创兴居;康熙五十年前后,阙氏调于公来兴进排开基;清康熙末年,张氏第十一世祖在祥公从福建汀州府上杭迁到了黄垟村;渡蛟源王氏均自福建上坑才溪,于前清雍正季年(1725)迁来龙邑廿二都,散居于田铺、外车、渡蛟、半屋后、横山头、二滩坝等处;雍正年间,王姓十六世祖如上公,与妻刘氏,仝男昌盛、昌九、昌荣,离闽迁竹子坪村;涂氏光桂公于乾隆元年(1736)偕母刘孺人,暨仲季二弟,自汀州武平硿头隘邱里背坊迁居浙江处州龙泉廿二都龙门乡渡蛟源大南山三隔田开基立业;杨氏明泰公于乾隆三年(1738),由江西赣州府会昌县劝乡常安保增坊四所屯官塘尾甲岭背,徙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三都左管大爛坭开基;乾隆初年,谢氏兆宝公由奥入浙,迁处郡云邑九都横山头肇基而立业;乾隆六年(1741),马氏先祖海南公,三十有六,复迁武林栝州箬水(即处州云和),肇于五都高山之垟。以上抽样调查,列举部分姓氏的迁徙,足以说明,当年规模之大。

    “汀州人”将浙闽之路程烂熟于心,高山邱氏记下了《自福建上杭畲里迁来云和路程表》:湖垟畲里、水尾、华家亭、风头、新前、朋口、锡乎垟、曲溪、鸭公要、小陶、古竹、叶水、泉安县、贡川、沙口、三源、沙县、山花庙、马甫、沙溪口、延平府、建宁府、东由溪、蒙龙、苏头、梅口。

    同治版《云和县志》云:“赤石、桑岭之间纯乎闽音,多福建汀州人侨居者。”除崇头镇之外,瓯江横贯云和,恰好将云和县境划分为半,赤石至桑岭根之间均为闽人,说明当时,云和县境内瓯江北岸地区已全部为汀州人所占据。民国年间,杭州柳营路建设委员会发表《浙江松阳县经济调查》称:“全县人口 121574……再就籍贯分之,土著占十成之六,福建占十成之二,温州占十成之一,各处杂居,共十成一。”松阳汀州人主要聚居于牛头山周围北侧石仓源一带,与云和毗邻。根据曹树基先生测算,乾隆四十一年,处州府人口的移民比例为18.7%,有17万左右。

    他们因何而来呢?

    高山村《邱氏谱序》云:“继闻浙省栝属之云和,自清初,累遭兵变,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康熙五十二年(1713),牛头山匪净,公以丧乱既平,既安且宁,乃回闽挈眷与俱。”云和《木垟刘氏宗谱》指出:“三藩之乱以后,云和大遭屠戮,以致沿溪一带,尽成荆。及乾嘉时,国土奠定,民族安居,故今日土著绝迹。所能列举之土著,仅有城内司前之柳,县前之梅,中街之王,他若云章之叶,小徐之徐,陈村之陈,系唐宋时来云,历千百年之风霜。” 

    前任庆元县参事兼摄警察所长陈尧在王氏谱跋中云:“渡蛟源王氏,剑东(龙泉古地名为剑川,龙门乡渡蛟源原属龙泉管辖,位龙泉之东。)巨族也,其先祖世籍隶闽汀上杭。清初,因栝地罹锋镝祸,土著寥寥,龙云边界荒芜遍野,垦植无人,乃挈眷乔迁是乡。康熙间,耿藩抗拒清命,干戈所及,浙地为虚。公与长兄善斯,以栝地可以立业也,遂由上杭同来剑东创业。”

有孙氏《茂初公纪略》云:“清初耿藩抗拒清命,处属受锋镝,兵燹之下,几成坵墟。公与茂化、钟化兄弟辈,迁居龙泉廿二都樟坪(民国三十三年划归云和),生二子。”

    《瑞滩始祖自亮公传》云:“公胆略过人,尤行善事,积阴功。清初耿藩反政,兵扰云和,土著久遭兵燹,存者寥寥。汀州同乡接踵而来,多有流离转徙者,公悉力为佽助,俾无失所。又纠合同志,募集巨款,建设鄞江会馆于赤石,使新来云和者有所归蓄。”

从汀州人迁徙内在动因看来,主要因为,当时瓯江流域一带,已“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土著绝迹”,在这个时期,他们是来耕种荒芜的土地的。同时,“汀州人”的大迁徙,还与政府的行为有关,《处州府志》云:“括自甲寅兵燹,田芜人亡,复遭丙寅洪水,民居荡折,公……又招集流亡,开垦田地,不数年土皆成熟,麻靛遍满谷。”此指的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刘廷玑任处州知府时对流亡人口的招集,说明汀州移民的入迁确实与地方政府的招徕有关。

    从汀州本土因素分析,汀州人外迁有五个原因:一是宋元之后,汀州地区客家人爆满,但又无法在本地区拓展,只好外迁到其他省份;二是太平天国起义队伍有不少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为避难逃离原籍地,到其他省份的一些穷乡僻壤避难;三是从军从政落居外地;四是由官府组织外迁;五是客家人到一些地方从商,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经商群体。

    以上记载都集中于康熙年间的两个时间点—“耿藩之乱”与“牛头山匪净”,这两个年份,云和大地又发生了什么呢?

    云和石塘将军殿内,现存云和岁贡王宗撰写的功绩碑,有云:“康熙甲寅(1674)耿逆叛于闽,贼兵自建宁来,盗取群城,势如破竹。邑遂为贼薮。乙卯二月,复处郡。贼退守石塘,控扼要害,与王师拒战者数年。丙辰八月二十日,惠献贝子统师伐闽……乃分满汉兵为三。二十二日五鼓,并进奋击,得其寨,由本城之大营。贼众败走,复攻其西,入深谷,贼巢破。北岸贼震动。径渡河,取其前后垒。是役也,焚二十八寨。杀伪营兵七千余。擒伪将四十九,咸斩之……”

    同治版《云和县志》载:“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伪都尉连登云退守保石塘,拥众二万为负隅计。积岁余弗拔。(康熙)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宁海将军贝子傅喇塔从世凯议,先攻石塘。二十日至石塘岭,简精锐兵,分满汉为三,遣世凯领兵先进,自率步骑继发。三更至桑岭、张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贼营。贼猝不及防备,各相奔命,连破九寨,遂过石塘,贼众复聚战。贝子亲督指挥,追奔逐北。遂至岭下,乘势渡河,奋勇追击,焚贼营七,破贼栅二十八,斩贼首七千有奇,生擒伪将四十九。登云等窜去。二十五日遂复云和。”

   以上明确说明该战役中,敌军有两万人参战,杀敌7000人,生擒49人,后都斩了。战役的规模可谓空前之大,长时间的战争,必然带来生灵涂炭,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同治《云和县志》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闽匪彭子英屯众牛头山作乱,犯松阳、遂昌、云和等县。由梓坊、赤石抄掠过漈头垟,将犯龙泉。龙泉知县金辉急遣乡兵、猎户路侧待之。贼先驱至道太口,欲渡,铳手叶李姑于丛苇中击杀贼首,余众遁伏。后经金、衢、温、处四府官兵会剿,始平。”虽然志书中只有轻描淡写的语句,但给瓯江之北的牛头山周围带来了惨绝人寰的大杀戮,原有土著人口几乎灭绝。云和人口损失近万人,松阳人口损失近五千人,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荒芜。很明确,这次事件是“汀州人”后期大规模迁来处州的主要成因。

前期的“汀州人”迁来处州之后,主要从事于种植靛青(靛青,又名蓝草,是一种植物染料。)现存有蓝棚、靛青山等地名,足以证明当时生产之盛。后期的“汀州人”主要从事于山地的开发种植,许多的族谱资料均有说明。

    现今,“汀州人”后裔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乐土。曹树基先生对各县的人口占比作了初步的估测:云和县25%,青田占25%,松阳占15%,丽水县占10%,龙泉10%,遂昌45%,景宁占20%。丽水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111日零时登记的常住人口各县(市、区)的分布情况:莲都区45.14万、青田县33.65万、缙云县35.89万、遂昌县19.02万、松阳县18.51万、云和县11.16万、庆元县14.15万、景宁县10.71万、龙泉市23.46万。如果按此比例计算,现丽水市内“汀州人”后裔可达31万人。我们目前无法求证该数据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在紧水滩电厂未建之前,云和县的金村、朱村、大源、赤石、库北乡接近于纯“汀州人”后裔。19801984年,紧水滩库区外迁移民10711人。1993年,乡镇合并后,朱村乡2121户,7033人;大源乡1003户,3849人;赤石乡1825户,6869人。如认为上述三个乡的“非汀州人”与其它乡镇零星的“汀州人”相同,云和县县境内的“汀州人”后裔应当在2.85万人,与曹树基先生的估测基本相近。

四、客家精神

    美国学者韩廷敦在《种族的特性》中说:“客家人这族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先生将客家精神归纳为四点:一是刻苦耐劳之精神;二是刚强弘毅之精神;三是劬勤创业之精神;四是团结奋斗之精神。客家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客家精神是汉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精神。

    客家传承了中原文化古风,渗透了客家先民在南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结合了客家先民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经历的磨炼,同时融入了南方土著的文化精华,通过漫长的历史整合、兼容、同化、改造、创新,逐步形成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客家精神,并于其后裔之中以基因遗传。

中原汉族是在黄帝开国以后才在中原大地形成并最后居主导地位的。黄帝组织开展了许多生产、交通、作战工具,军事力量得到迅速提升,并与炎帝部落联盟,从此炎黄二帝成了中原大地真正的领袖,其他部落纷纷投奔,最后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并创建了龙文化。中原汉人最突出的个性是粗犷、勇敢、刚强、好学、耐劳、尊祖先、敬神灵、重道义、爱家乡。美国传教士肯贝尔在《客家源流与迁徙》中写到:“客人确实是中华民族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愿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他们爱国家、爱种族的心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大地战乱纷飞,中原汉族人为了不屈辱于异族的统治,为了使种族得到延续,舍弃了自己的家园,历经千辛万苦向南方迁徙,从此拉开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序幕。

    在南迁的历程中,为适应新的环境,寻找理想之地重建家园,这些客家先民经受过了无比的艰辛、战乱、伤病、天灾、饥饿等考验。他们在跋山涉水的艰难环境中求生存,同时又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推陈纳新,从而促使了这些南迁汉民的素质比原族群的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磨炼出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追求理想、勇于开拓、吃苦耐劳的品质,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美国天主教神父拜尔德耳著的《客话易通》与《客话浅说》两书中曾写到:“客家祖先历经变乱,流离转徙,老弱已淘汰,存者较属少壮,此乃中华民族之精华,有如牛乳中之乳酪一般。彼等将其刻苦耐劳等优良经验传与子孙。因此,现有客家人均具有一种聪颖坚强之特性,求知欲因亦随之发达。”

    南迁的客家先民渡过长江之后,进入了赣南及周边地区定居。些区域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客家先民在这里依山傍水、建村立寨、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开创新的家园。在这一过程中,使这些人又增加了勤俭节约、刻苦好学、勇往直前、救贫帮困、尊老爱幼、尚武自卫的良好素质。同时由于他们远离故土,对中原大地有一种深深眷恋,又使他们形成了热爱家乡、尊祖敬宗的情结。

客家人早期主要居住在赣闽粤的交汇地带,在周代以前这一区域内无汉人居住,古时称为“百越之地”。境内原土著居民为畲族和瑶族。大多数土著人非常乐意接纳远方的来客,中原汉人为了在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也体现了入乡随俗的胸怀,乐于与当地土著人和平共处。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人之间慢慢产生了较密切的交往,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兼容、相互同化、相互融合,最终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客家精神。

  本文以不完全归纳,强调六个方面的客家精神。

    硬骨头精神。客家人不屈不挠,执着有为,坚守民族气节,为正义而视死如归。他们吃苦耐劳,“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客家先民在扎根山区、艰苦创业中,历尽艰难险阻,锻炼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勇于开拓,客家人历经五次大迁徙,18世纪末又远渡南洋,全球繁衍了5500万客家人后裔,许多人成为一方巨富。

    强烈的民族意识。数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许多革命运动和客家人密切相关。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震撼了清廷的统治根基。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一批客家人如朱德、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等成为革命中坚、驰名将帅。

    溯本思源的潜识。许多客家人虽身在异邦,但始终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刻想念祖宗之地,教导子女溯本思源、寻根问祖,兜好香火,永远不忘祖籍与祖宗。迁徙浙江的客家人,至今都记得自己发源于中原的堂号、郡图,并镌刻于老屋之门楣。

    克勤克俭。为建设新家园,客家人勤劳俭朴,形成了克勤克俭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姓氏的家训之中,可见一斑。

精诚团结。客家人是汉民族的支系,在长期辗转、艰苦开拓的过程中,互助互爱形成了精诚团结的优良传统。世界各地都有客家同乡会、崇正会。近年来,五洲四海客家乡贤,携手举办了多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同根、同源、同心、同德,敦亲睦族,全球客家大团聚、大联谊,增进了亲情、乡谊,促进了客属团结,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崇文重教。客家人是中国最重视子女品德和文化教育的汉族族群。客家地区多半是文化之乡,名人辈出,这与客家人崇尚文化、重教兴学有关。他们发奋读书,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优秀科技人才和精英,如当代文豪郭沫若、桥梁专家李国豪、数学奇才丘成桐等。

六、汀州文化

    何谓文化,迄今无准确之定义,因此,它是一个包罗万象、非常广泛的概念。这里仅狭义地说明浙西南“汀州人”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之中,所形成的语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一般普遍文化,它是客家精神的具体表象。

    “汀州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一个地域性群体。同样,汀州文化有一个形成、融合、发展的过程。

在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之中,隋唐以前的南迁北人都是以平民为主的,人数居多,却缺乏文化底蕴。两宋之后的北人南迁则不同,他们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骚客和仁人志士,比如杨万里、文天祥、李清照等。特别是宋朝,当时中原文化非常繁荣,北人南迁是随官府朝庭不断南移而进行的,他们不仅人来到南方,还带来了浓厚的中原文化。随着一些望门贵族和文人骚客来到以汀州为中心的区域,即使客家壮大了规模,又使汀州客家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汀州文化的最终形成。

    现在瓯江流域“汀州人”分布较广,以紧水滩库区大源、赤石、库北及朱村一带居多,在龙泉溪北岸的牛头山周围一带尤为集中。三百年前,闽西移民在浙南山区再造了一个汀州府,今日,人们依然执着呼唤着“汀州人”温馨的名字,依然使用自己“汀州腔”。

    从精神层面看,汀州文化有其区别于土著文化的显著特征。

    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云和县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距今仅500余年,而“汀州人”能从唐、宋开始持续本身文化。比如:现居云和的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世为理官,到了周朝时,老子李耳是孔子的老师。魏晋时期,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南北朝时陇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断,连续出了10位宰相。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云和黄氏在唐季昭宗(888)时,就有峭山公官为“奎章内阁郎”,以文字记录当年的文化和传统,并延续至今。大南山村清光绪三十年《五桂堂涂氏家谱》记载:南宋武宗丁未年(1302),六郎公偕三子臻游寓于长汀福寿坊,后光桂公迁浙江处州龙门大南山定居,世祖皆通韵律。其独特的“汀州吹打”一直传承至今,并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牛张氏的第122世祖张九龄,是唐开元尚书丞相,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至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诗篇。从古至今,大牛张氏先祖共出了63位宰相,59位统帅,不愧为人才辈出。

    有着博大的中原文化传承。中国的少数民族,生活传统主要集中在服装、灶台、山歌等文化,相对较为“小气”。而“汀州人”群体庞大,传统文化的气势宏伟博大,品位较高,如功名文化、宗祠文化、婚嫁文化、祭祀文化等。陇西李氏家训积德篇言:“昔日中峯禅师有言曰,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之子孙保之;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之子孙保之……其不保者,福薄……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勿以小善无益而勿为。凡行一事,必思无愧于已,出一言,必思无害于人,如此存心,子孙安得不昌大乎!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勤与俭,安家两字曰让与忍。妨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淫与赌。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言,休作非为之事,休贪公共之财。”足见中原皇家文化的力量。汀州宗祠文化有着“博大”的显著特点。《阙氏宗谱》中详细载录了云和县城内“敦睦祠”大量的田业,位于云和县城周围的田产五十余处,约计租五百多硕。在《敦睦堂管理规则》中,列出重大的支出项目。此外,在云和天后宫、赤石天后宫都有阙氏大量的田产捐赠,如赤石天后宫三多会田载录就有十处,计租二十二硕九斗。以上记载足见阙氏富甲一方。位于上杭稔田镇石牌村的黄氏宗祠,为云和黄氏之祖,虽隔千山万水,从康熙年至今,时常有黄氏代表人前往祭祖,那里每年的祭祀日,规模宏大,可达两万元人。

      有着崇文报国的传统。从古至今,汀州人考取功名千万,古代的进士、状元、举人,现代的硕士、博士不胜枚举。比如大牛张氏,迁云之后,走出了众多品学兼优的人士,可查者有贡生5位,四品文官1位,六品武官1位。桑岭根江氏,迁云之后,走出了庠生15人,廪膳生1人,附贡生1人,武庠生1人,国学生8人。汀州人有大丈夫之胸怀,黄氏先祖峭山公历为江浙两广军务统辖、工部尚书等职,尔后天佑四年(908),辞官隐退,创和平书院,诱进后人,足见其“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高尚品格。《黄氏宗谱》记载:“宋徽宗辛丑科,有三兄弟,状元辅彦、榜眼辅平、探花辅正共登科甲,宋太平八年(984)黄氏共登进士十九名。”有朝臣赞诗,足见其壮观:“黄河曾现几番清,未见人间有此荣,千里朱幡迎五马,一门黄榜点三名,奎星昨夜朝金阙,皂盖今朝拥帝京,胜似状元前榜眼,探花俱是弟和兄。”

    有着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在陇西李氏体现得淋漓尽致,其谱有云:“人居地球之上,终其身无所迁徙者有之,或迁徙而弗能发迹者又有之,然此皆无用之材也。若有用之材,断不至如是矣,虽然,亦视其人所迁何如耳。尽其才足以讲道论经者,必迁于群贤荟萃之地;其才足以服贾牵车者,必迁于商业繁盛之区;其才足以辟地垦田者,必迁于山泽荒芜之乡。即其所迁之地点,自可知当日之事功自古及今,大抵然也。” “汀州人”迁云之后,许多创业故事历历在目。现今,云和木制玩具企业中,“汀州人”已成为了中流砥柱。

      汀州文化显著的优点,不仅激励了“汀州人”本身的创业创新,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处州本土居民的文化习俗,其别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和勤劳质朴的创业精神,已经成为处州一笔宝贵的人文财富。诸多文化特性,无法归纳总结,请诸君在“村里的故事”之中慢慢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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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从汀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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