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复旦大学苏诗岚博士论文《文化政策传播对台湾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1989-2010)》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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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

2013年复旦大学苏诗岚博士论文《文化政策传播对台湾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1989-2010)》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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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之间国家相互往来逐渐频繁,尤其是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更是迅速发展,全球化之各种现象逐渐出现在国际社会的各方面事务上,诸如跨国的经济组织全球化(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非政府组织全球化(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商业集团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表面上看似积极跨国交流合作的国际社会,却在二00一年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突显出和谐国际社会中,国家交往之间,所存在之严重冲突问题。当时恐怖份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冲撞具有美国商业地标代表形象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地,导致三千多人死亡与数千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之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国际社会的震惊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灾后心理创伤。继美国遭受攻击之后,其他几个国家亦陆续出现跨国或本土恐怖份子攻击事件,并且这些恐怖攻击活动持续在国际社会中发生。

在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的和谐国际社会中,发生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暴力冲突事件,灾难过后人们正视并寻求问题发生的根源;美国著名学者与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 Huntington)在冷战后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又被各界重新提出探讨。亨廷顿在九0年代冷战刚结束后,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当时学术界备受争议。亨廷顿主要的观点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将受到文明的冲突所主宰,他认为在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主要原因将是文化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冲突。此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与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与跨越不同的文化与文明的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是非常重要。国际间往来频繁在全球化之后,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这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并且呈现出多种复杂的趋势,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或国家之中;当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之关系亦容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促进了不同族群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族群之间的隔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最受学术界争议之处,亦令许多学者所不认同的是亨廷顿认为目前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世界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之观点。

不同的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除了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之外,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不同地域生活文化的群体之间以及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团体组织之间亦常会因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价值观见解之间的差异而引发冲突或流血暴力事件,有时甚至发展成屠杀之情势。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一九一五年发生在中亚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一九九四年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皆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在台湾历史上,亦发生过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械斗事件;早期明清治理期间即发生过大陆移民之间以及台湾原住民与汉人之间的大小规模不等的族群械斗事件。据史料记载,台北县境内除了原住民与汉人发生过冲突之外,由福建闽南移入的泉州人与漳州人之间,也往往会因利益或文化习俗不同,在相互往来交流过程之中,因沟通不良而发生零星或大规模的械斗冲突,并因此而致使居民死伤无数。近代台湾发生大规模族群之间的冲突,当属一九四七年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范围扩及台湾大部分区域,事件对台湾的影响,至今在政治选举时亦偶尔会被候选人提出,利用“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分化选民议题,以求获得特定族群之选票。但随著台湾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选民对于选举时期政治人物炒作的“族群分化”之相关议题已逐渐感到厌恶,不见得会仅仅因候选人族群属性的身份而给予选票。在上述的冲突事件里,虽然造成每个事件发生的成因有许多不同,但其归结根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相异的族群,在相同一个空间地域里,相互交往所产生的摩擦而引起之冲突。因此,如何让居住在一个空间,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能够在相同地域里,对彼此的文化产生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不缔是目前社会、国家,甚至国际之间的重要研究议题,亦为作者选择研究城市文化政策对城市文化建设影响之主要因素。

欲使相同地域所居住之不同文化背景族群能和谐、融合的生活在一起,除了随著时间更迭,不同族群之社会文化能在自然的状态下,所形成的相互交流沟通而产生慢慢演进变化之外;最迅速与有效的促进族群融合之方式,便是政府组织的介入,有计划的制定文化相关政策,并长时期的进行政策推动。一个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动,除了可促进城市辖区内族群融合与社会和谐之外,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视角观之,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对执政领导者而言,不外乎是想藉由通过政策宣传其意识型态与价值观,藉由其在政治权力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接受政府一系列的制度规范、社会价值观与世界观等,以便达成其政治统治之目的。此外,文化政策之推广,亦可获得民众对政策制定者所推广之价值观的认同感,进而协助政策领导者“赢得政权”,而使政策领导者能拥有一个能够开始行使政府“领导权”之首要条件。因此,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不仅对城市居民有促进融合与和谐之重要作用外,对于政府领导者亦有政治性之实质作用。

本文研究封象之主体选择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县,并将研究观察的时间点设定在一九八九至二00年之间,主要是因为此城市与此时段点具备两个独特性。其一,台北县为台湾人口结构最为复杂之城市;另一为台湾解严后与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前的这段期间,台北县政府的政府组织、社会政治经济之变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转变等各方面,皆具有当初时代背景的独特性,这两个独特性在台湾其他县市不为所见。

台北县位于台湾北部,是近十年来全台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亦是台北市周边最重要的卫星工业城市。台北县为一个移民城市,居民人口结构组成多元庞杂,其人口结构组成的主要族群大致可分为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与新住民等。除了自明末清初至一九四九年的几次较大规模由中国大陆移民来台的汉人之外,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台北县居民亦由全台各县市与离岛的金门、马祖与澎湖等离岛,以及其他国外移入的民众所组成。由于城市居民多由外地移入,故台北县城市内所居住的不同族群与族群的生活文化相当多采多姿与丰富多元,可说是浓缩了全台各地与国外的生活文化。加上五0年代随著国民政府撤迁来台,源自于大陆各省份的外省族群移入,台北县亦增添了中国大陆各地的南北文化。台北县在“解严后与升格为直辖市前”时期,系政府富时的文化政策推广相当成功,当时台北县政府所制定与推动之文化政策,对城市整体的社会文化影响甚深,有些经典之文化政策推广,甚至促使当地之文化活动知名度跃升国际,亦吸引国际观光旅客至当地参与地方的文化活动,诸如平溪乡的国际天灯节,除了在特定节令时岁的元宵节时,吸引来自台湾各地民众参与施放天灯与祈福许愿活动之外,平日亦吸引许多国际观光客至平溪旅游并体验施放天灯之民俗活动。另外,贡寮乡的国际海洋音乐祭,在每年夏天会吸引台湾各地与来自海外其他国家的摇滚乐团参加音乐竞赛,连续数天之音乐竞赛,吸引大批热爱摇滚乐的音乐爱好者,在活动办理期间,往往可看到沙滩上布满参与音乐祭之群众。此时期所推广的文化政策影响与传播,由台北县辖区内的乡镇,扩大至全县、全台甚至扩散至国际,台北县在此时期文化政策成功推广之影响可谓是盛况空前。

台北县政府在如此丰富庞杂、人文荟萃之社会文化中,在文化政策制定时同时兼顾到不同族群或群体之需求,并且使台北县的社会文化各种语境之意象,能够呈现出台北县辖区内独特之文化特色,以延续区域内之文化习俗发展、向外推动文化特色并吸引区域外之民众了解本地文化,且吸引外地民众至台北县内参与本地文化活动及消费文化相关产品,上述皆是目前台湾各县市政府主要关心之政策议题。在二00年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改名成为新北市之后,随著政府组织与组织结构改变,新北市的文化政策推行是否能如同一九八九至二00年这段期间文化政策推广的成功?经本文研究后,认为由于政府组织结构改变,“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转变为“由上而下”之形式;因此,刚升格成羯直辖市的新北市,在文化政策制定与推广方面,很难超越“解严后与升格前”的台北系在这段特殊时期所推广的文化政策。本文研究的结果认为,台北县在“解严后与升格前”这段时期的文化政策传播与影响,由于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为“由下而上”之形式,使得文化政策内容具有当地区域的独特本土特色,促使台北县辖区内二十九乡镇市各地域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可以藉由文化政策之制定而大放异彩的展现出来;但在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之后,由于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治权力亦随之转变,大多数文化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转变为“由上而下”,多数政策由官僚体系所制定,进而形成各区域政策推行内容“统一”的思维模式,故文化政策较不具备“在地”与“本土”之特色与元素。台北县“解严后与升格前”时期,具有该区域本地文化色彩“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参考输入形式,亦成为“空前绝后”的特殊现象。

本文开篇绪论叙述本文的研究缘起、课题选择意义与实用价值、当前相关课题研究之文献综述、本论文研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并且对论文中新概念的引用、研究方法的创新、论文内容与结构等进行阐述。在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探讨文化对城市之意义与重要性、第二章综述台北县社会结构概况、第三章探讨台北县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第四章叙述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0年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前,针对台北县三位县长一尤清时期、苏贞昌时期与周锡玮时期等,不同政治领导人的文化政策制定核心与风格进行剖析,并归纳整理与探究此时期的几个经典文化政策案例、第五章探讨台北县文化政策传播对民众之影响与社会文化建构。

本篇论文主要是在探讨台北县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0年所推广之文化政策,对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在探讨文化政策之前,需要先对文化之定义与文化研究之历程进行了解,才能对文化政策的内涵与内容有所认识。因此,在本文第一章探讨文化对城市之意义与重要性的内容中,对文化之定义、文化研究之发展历程与文化政策制定对城市之重要性等面向进行探讨与阐述。对文化进行相关论述之后,再对本文研究主体—台北县,进行社会结构背景之探究。因为,只有使读者对台北县社会结构清楚了解,并且对此城市社会文化有具体概念之后,才能够更加深入探讨台北县政府所制定的文化政策意义、内涵与目的。故本文第二章安排台北县之历史沿革与社会结构进行探讨,针对台北县之历史沿革与社会结构进行历史文本分析。本文所指涉台北县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主要是对于台北县社会结构之历史沿革与变迁、在地语言分布概况、宗教信仰概况、社会习俗与经济环境结进行分析,而非传统社会学中广泛定义所指涉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与区域结构等,或是社会学中所指涉的社会阶层之狭义定义。

本文前两章对于文化与台北县社会背景进行系统性的历史文本分析与梳理之后,第三章进入政府政策的制定与传播探究,针对台北县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进行相关分析。首先对政策与传播进行探究,探讨要如何有系统的研究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才能清晰的理解城市文化政策建构的轮廓。本文研究政府政策制定的研究框架,主要是使用“文本与档案分析”、“网际网路与政治研究”及“菁英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利用政府出版的刊物、书籍与报章杂志,来观察政府文化政策的公告宣传与执行过程。本文依据对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所进行文本分析之研究、观察与归纳,得出的结论即为文化政策传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共可分为三种社会现象:混合、融合与化合;故本文提出由混合、融合与化合之三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研究“政策对于社会文化作用而产生之社会现象阐释,可以更加清晰的说明与分析社会文化在政府推行文化政策之下所产生的文化特微。在混合阶段,各族群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地域空间内,但却较不进行或极少进行相互交流彼此之族群文化,而各自发展与维持自己原有族群之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与原乡风俗等社会文化。故在此时期内,容易会因为各族群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不同,在相互往来与沟通上容易出现障碍,当相互之间涉及到利益冲突时,在两者之间更容易引起纠纷,甚至升级到暴力冲突之情势。在融合时期可观察到之城市文化现象,即为一个族群中除了故有族群的文化习俗之外,在其日常生活起居中,亦融入了其他族群之生活习惯或文化风俗,并在平日生活内会透过行为或思想而展现出来。化合这个名词,在此主要意指为相异之物质或精神上的融合,经化学作用的过程后产生新的态样。就如同化学程式的作用,诸如“两个氢气分子(2H2)”加上“氧(02),按照比例混合,则会产生新的物质-“水”(H20)。同样地,将“化合”这个概念用于观察、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就能较轻易且明确地定义出不同族群文化,在特定地域空间中,经过交流与沟通后,相互对彼此的部分文化具有相当程度之认同,并将认同或欣赏之异族文化融入至自己本族文化中。吾人从事文化研究时,透过作者所提出的混合、融合与化合等三个观察社会文化现象之指标,作为论述社会文化现象之说明,便可简洁的对一个社会文化概况做初步之定义。

第四章迈向多元化之城市,则是经前三章对于文化、台北县历史与社会背景、政策制定与传播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再依时间纵轴为主体,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O,解严后与升格直辖市前的台北县县长任期内之文化政策制定风格与推动形式进行介绍,由尤清时期(1989-1997)开始施行“去中心化”之文化政策、苏贞昌时期(1997-2005)所推行“一乡一特色”之文化建设蓝图,以及周锡玮时期(2005-2010)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为文本分析之时间纵轴,菟集官方出版书籍、县长每年度向县议会所做的市政规划报告书、县政府年度预算书等资料,作为文本分析之框架,以求有系统的梳理分散在各出版刊物与官方报告书之中的庞杂文化政策制定之相关资料。最后再将一九八九年至二00年这段时期,在实务上具有重大传播影响力之经典文化政策案例进行整理与分析。

本论文的最后一章(第五章)政策传播之认同与社会文化建构,内容分为政策的宣传与说服、政策传播与社会语境之建构、政策传播认同、文化政策传播与城市认同等三个面向探讨。台北县这个城市在一九八九年—二00年的部分文化建设之成果,不仅建立了台北县社会文化之蓝图,其文化政策传播效力亦影响全台各地;甚至,如前所述,其传播效力还延伸至国际海外,此时期文化政策推行之独特性可说是“空前绝后”,这个特殊时期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所探究之主题在实务上,亦有提供给政府组织参考、制定及推行文化政策之实用价值。目前关于本文主题的相关探讨与研究,在学术上不论是国外或是两岸三地,仍然处于方兴未艾之情况,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相关之专题研究。

作者认为与本文主题相关之研究在目前的学术领域内尚呈现著相关主题探究稀缺之状态,主要原因为文化、政策与传播等研究为跨科际研究,研究范围与内容较为复杂。另政府机关组织与行政体系庞大且复杂,研究者需具备与熟稔政府组织运作之相关专业知识。此外,与文本研究分析之相关资料菟集与取得不易(例如,县政府年度预算书、年度施政报告书),公部门施政报告或官方出版刊物等出版物在一般图书馆并无典藏。因此,这部份之相关研究课题,对许多研究者而言,会因其复杂性而望之却步。前所叙述之问题,亦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此外,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菁英访谈法,有时亦受限于被访问者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受拒访,故本文访谈之对象有其局限性,仅就部分重要的政策制定关键参与者进行访谈,亦为文本资料与菁英访谈所提供资分析不足之处。此外,由于一九八九年至二00年台北县二十九乡镇市各自制定的地方文化政策数量太多及范围太大,由于研究的时间、预算、体力与篇幅限制,作者无法进行全面性的系统梳理,仅能针对县政府与二十九乡镇市公所共同推广的“一乡一特色”成功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亦为本文不足之处。

本文创新之处,除了前述在研究过程中归纳总结而提出由“混合、融合与化合”三个观察面向作为社会文化研究观察论述之观点外,亦在理论分析架构部分提出采用政治学领域著名学者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政治系统”理论作为基础,创新发展出“政策与传播系统”(见第四章)作为本文研究文化政策传播之框架。有别于传统传播学研究所使用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编码·解码”理论作为分析之框架,作者认为要研究政治讯息的传播与政策制定相互之间之关系,就要从政治学者伊斯顿的系统理论为研究基础之框架,才能更加全面、清晰与完整的理解政策制定与传播之间的内在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关连性。在本文中先进行说明伊斯顿(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是如何观察政策制定,由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及个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与运作,最后产出政策。再观察政策执行对社会影响,并将意见反馈到运作的系统中,再重新影响政策制定或修改,最后重新开始另一个新的政策制定循环。但伊斯顿(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在“政策输出的接收者”(讯息受众)部分仅就“政策输出接收者”将政策讯息转化成“意见反馈(feed back) "回将意见返回政治系统,并没有讨论“政策输出接收者”将“意见反馈(feed back)"的讯息传播至“环境”中。然而,在现今新媒介广泛被应用的社会,“讯息受众”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第四章讨论),故本文借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作为观察研究的理论基础,发展出新的“政策与传播系统”的模型,这样的创新研究思路或许可以为政治传播学理论进行适当的补充,获得比较完整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文化政策; 政策传播; 城市文化建设;

 

导师:程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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