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摘录）——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及存在的问题
（一）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933年，客家籍的文史学者罗香林教授，出版了首部以汉民族客家方言群（原作者称之头“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立足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客家研究工作，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从《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问世的众多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即便是罗香林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也基本上是因袭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在材料上稍有补充罢了。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之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人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paradigm）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发出，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判别，并由此得出客家并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民系”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时期。在这期间，以下几本著作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该书初版于1994年，它是新时期中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客家源流的较早专著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客家地区（主要是作者所熟悉的广东梅卅地区）历史时期人文事象的探讨，以及对客家文化与历史上百越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
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罗香林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客家研究成果的全面否定。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作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结论:其一，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其二，客家是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自从罗香林的观点发表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罗氏的上述观点为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
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房学嘉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本人在拙著《客家学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讨论。不过，如果全面地看，该书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学术见解。长期以来，在罗香林“客家民系，最令人注意的，为狭义的种族思想及由此思想所表现的种种活动或行为”的观点影响下，很多学者在探讨客家的源流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客家视为汉民族的“正统”所在。诸如所谓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再如所谓“客家多为中原贵族名门的后裔。他们保持中原文化的传统，并为此而自豪……客家人的凝聚性是公认的事实，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不肯与外族通婚”，等等。
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有关客家源流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无法超越罗香林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研究者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一谈到客家的源流，就仅仅把他们视为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试想，在今天的汉语各南方方言群中，有哪一个方言群的形成不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北方汉人南迁的同一部移民史背景下，不仅形成了客家方言群，而且还形成了吴方言群、湘方言群、赣方言群、闽方言群和粤方言群。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单纯从北方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的。如果辩证地看问题，除了北方汉人南迁这一基本的线索之外，南方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开发的次第、原住民的构成等，恐怕都是形成汉语各南方方言群的重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正是在这种种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看到的只是罗香林在多年前早就阐述过的汉人南迁这一基本事实，而无视甚至有意回避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与北方汉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把客家的形成史，看成（是汉人）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历史阶段的一种研究，其根本动机终究是离不开把客家的源流看作是支撑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因而，由客家本身所作的客家研究，很自然的就归趋于其认同感的确认作业上。……试问，在讨论到客家迁徙到华南岳地带获得安堵之际，是否应先探讨:客家先民与土著非汉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们在相互之间是否有婚姻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加以讨论，却热衷于优先讨论证明客家为纯正的汉族。这种态度是颇值得商榷的。”
如果避开《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的前述主要观点不谈，仅就作者在该书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来看，房学嘉的有关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作者力图打破自罗香林以来一直局限于从汉人南迁史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源流的旧有格局，立足于赣闽粤边的人文地理背景，并试图从赣闽粤边的土著民族与土著文化的渊源流变中，对客家的源流和形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这一新的见解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作者在运用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客家研究领域，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所得，分析客家人在血缘和文化两个方面与赣闽粤边土著民族（主要是较早时期的古越族和唐宋以后的畲族）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突破了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为新时期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做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该书初版于1995年，是近十年来系统地研究客家源流及其形成过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客家研究领域多年来相沿成俗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一一予以厘清。例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一方面“以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来“建立客家的界说”，但是，另一方面又将客家与晋代的“给客制度”和唐宋时期的“客户”联系起来。在这以后，很多人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都把客家与“给客制度”或“客户”联系起来。例如，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就认为:“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由此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显然，在邓氏看来，客家的称谓最早来自于“给客制度”，至于唐宋时期的“客户”，只不过是政府簿籍对客家的专称而已。再如，雨青在《客家人寻根》一书中，甚至还专门列有《晋元帝给客制度》一节，借以说明客家称谓与“给客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该节中有这样一段解说性的文字:
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该是广义的'客’，而不是单纯地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客’，一部分演化为'越海系’。一部分演化为'湘赣系’。各系演化以后，各有各的名称。
尽管有一大段限定性的文字，但在把客家的称谓追溯到“给客制度”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不同。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作者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对涉及客家称谓问题的种种看法 -一予以辨明，从而厘清了客家研究界多年来相沿成习但却似是而非的观点。作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对晋代“给客制度”的实质，对唐宋时期“主户”与“客户”的内涵等，分别予以厘清。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证明:“自晋至唐，史籍中常见'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户’之称，不过这一时期带有'客’字的种种称谓，人多是指流离失所、无以为业，不得已投靠大姓受其奴役的贫穷自姓。他们在身份上是低于平民一等的半自由民，在分布上则是全国各地所在多有。这样的'客’'客户’，与后世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域，与当地旧居民即'土著’相对称的'客家’毫无关系。”至于唐、宋时期政府簿籍中所说的“主户”和“客户”，“则完全是当时户籍制度基于财产之有无、多寡所作的区分。其中有土地的人家称为主户……’客户则是完全没有土地、靠佃耕地主之土地为生的人家。”经过他的这一番梳理之后，“可知罗香林先生把宋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各州的客户当作自北方迁来的客民，以宋代主客户的比重变化说明客家的壮大，并以开始实行主客户制度的宋初作为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时间起点，实为根本性的错误。”这样，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有关客家界说以及客家形成的时间起点等陈说，基本上都被推翻。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才有可能对罗香林的既有成果展开全面的突破。
当然，《客家源流新探》一书最主要的学术成就还不在于“破”的一面，而在于“立”的一面。在破除了客家研究界多年来相沿成俗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之后，作者还就客家的界定、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形成和客家的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分别作了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例如，就客家的界定而言，如前所述，尽管罗香林关于客家的界定在整体上是基于“客家的方言及其分布”,但是由于他又把客家与“给客制度”和“客户”等混在一起，从而使得他的界定往往前后矛盾。在该书中，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既然客家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就不仅是北方汉人南迁这个唯一的因素，而应该包括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依循这一线索，作者详细考察了赣闽粤客家聚居地（作者在书中称之为“客家基本住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开发和行政建置，来分析北方移民和当地土著的互动关系，借以说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移民与原住民）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结论:并非所有自北而南的移民都与客家人的形成直接关联，与客家源流真正相关的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北方移民;在客家人的形成过程中，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客家人正是他们与北方南迁汉人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赣闽粤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参与”,就不可能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的形成，其起始时间不可能在五代、宋初，而是晚至南宋时期，等等。以上这些结论，对后来的客家研究，均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再次是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该书初版于1997年，也是新时期探讨客家源流问题的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前已指出，罗香林通过《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为梳理客家源流建构了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即以零星的正史和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几十年来，罗氏所倡导的这一方法论，为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所因循。从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到陈运栋的《客家人》，再到雨青的《客家人寻根》，几乎都把罗香林的这一方法论视作讨论客家源流问题的不二之法。由于这一方法十分注重正史、方志和家谱文献的相互印证，给人以强烈的“实证”印象，故而，学术界对于在这一方法论背景下所形成的相关结论，也一直深信不疑。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提出的客家两阶段形成说和三阶段发展说，之所以一直被视作为客家源流的经典性结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客家源流新论》一书中，陈支平对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作者认为，罗香林在运用谱牒文献考证客家的源流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仅引证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把同书中不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不用。二是仅关心客家人的族谱，而极少参证非客家人的族谱。”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限制了全面考察客家源流的视野，陷于就客家论客家的圈子”。而他在《客家源流新论》一书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试图把闽、粤、赣、台等地不同民系的族谱综合起来，相互参照，从而对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作出一个新的解释。”由此看来，作者对罗香林的客家研究方法论，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而已。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客家源流新论》基本上还是因袭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路径，即通过梳理谱牒文献中的始迁祖郡望、南迁过程、支系繁衍等线索，来“复原”客家人的渊源流变。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却与罗香林截然不同。作者在大量地排比了客家和非客家的谱牒文献之后，不仅发现“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没有差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南迁过程大致相同”而且还发现了“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同祖而分支”“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成为客家人”“由客家人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反复交错迁移”等诸多事实。据此，他得出结论:“客家民系与南方各民系的主要源流（均）来自北方，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的血统并无明显差别，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
以相同的研究路径，从同样性质的文献（家谱）出发，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仅仅凭谱牒文献来梳理客家的源流，在方法论上是大有问题的。尽管陈支平的本意并非在此，但是，他的“无心插柳”，客观上却为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方法论凿开一道深深的“缺口”。沿着这道“缺口”，进一步反思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我们才有可能在继承这份学术遗产的同时，又能推陈出新，把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除上述三本著作之外，这里还应该提及已故澳大利亚籍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ng）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一书。该书于199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初版，次年，台北南天书局以英文版原式再版发行。在该书中，作者不仅首次将两方社会学中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与客家联系起来，而且还就16至19 世纪客家移民运动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为了分析客家移民运动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作者别出心裁地用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建构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型:族群性（ethnicity）的分析概念、中国内地移民史（the history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the regional system methodology,关于“族群”及“族群性”的概念，作者是从梳理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和巴斯（Frederik Barth）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开始的。从帕特森关于“文化群”（the cultural group）和“族群”划分的理论出发，作者特别强调“文化群”先于“族群”这一重要观点，并对“文化群”演变为“族群”的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当一个“文化群”因为人口迁移而与周边的其他“文化群”发生接触的时候，彼此间往往会在生存资源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竞争,并由竞争而导致冲突（conflict）一日这种竞争和冲突的局面形成，身处冲突前沿的成员就会形成越来越强固的自我认同意识。随着这种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之间的无形边界就会越来越清晰、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又引证了巴斯关于“族群边界”（the ethnic boundary）划分的理论。巴斯认为，“族群”并不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相反，它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交互作用（interaction）之后才形成的。正是由于这种交互作用，不同的群体间才会产生明确的“边界”概念。“边界”的形成与划分，是“族群”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边界”总是在不同群体间发生交互作用的前沿地带才会产生，因此，某一“族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某一“文化群”的所有成员都变成这个“族群”，而是意味着只有那些与其他“文化群”发生交互作用的成员，才会凝聚成为一个“族群”。
“族群”是不同的“文化群”在交互作用之中形成的，而这种交互作用往往又是由于移民而引发的，故而，作者在讨论了“族群”这个概念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中国内地移民史”。所谓“内地移民”，是与“国际移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人口迁移现象。作者认为，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客家移民，也是整个“中国内地移民史”的组成部分。
那么，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客家移民，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了分析个中的缘由，作者引证了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在施坚雅看来，传统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经济实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功能独特、发展周期不尽相同的区域化城乡体系所构成的集合体。从地形地貌和市场层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中国可分为九大宏观区域（macro regional），每个宏观区域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传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节律，就是由这九个宏观区域的发展周期所共同决定的。当某一个宏观区域的经济进入发展的高峰时，就会吸引其周边的人口，导致其“边际区”的人口向“核心区”的迁移。反之，当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高潮过后，原先聚居在这里的移民也开始退潮，并纷纷退到原来的“边际区”或涌向另一个进入经济发展高潮的区域。明清时期的客家移民，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沿着不同方向展开其迁移过程,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由岭南东南沿海和江西等几个宏观区域的发展周期所决定的。
作者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概念所建构起来的这一分析模型，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客家移民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而且也有助于分析移民团体的“族群性”问题。据此，作者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
其一，16世纪以来，发生在东南沿海、岭南和江西等不同区域内的客家移民运动，是对每个宏观区域内核区与边际区交互作用的一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反映。当某一区域进入经济发展的高潮时，它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就越多，尤其是在它的核心区域，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原先居住在其边际区的人口，就会在它的吸引之下进行迁移。
其二，当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开始收缩之后，移民也会随之而退潮。原先聚居在这里的大量移民人口，或者移居到原先的边际区域，或者移居到另一个区域的边际区。
其三，在经济发展的收缩时期，由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开始加剧，移民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动员也会随之而突显起来。
其四，客家移民是随着其周边不同区域发展周期的交替变化而在不同时间、播迁到不同区域的，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土著社会和文化系统，因此，播迁到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尽管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但是，由于各自区域内土著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差异，以及生存资源、土客矛盾和冲突形式的差异等各种原因，移民群体的“族群”表达方式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正像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梁氏的这部遗著并不是一本旨在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专著，而是一本讨论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移民运动及其族群性问题的著作。尽管如此，对于任何一位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而言，本书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数十年来，由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所奠定起来的客家研究范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者。这一范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仅仅着眼于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与汉民族南下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来讨论客家的源流及其发展，而无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人口格局的影响。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一部客家的发展史，被理解成一支血统纯正的汉族为避免异民族的统治而东奔西走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不同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及其与汉民族的互动，成为理解客家这个独特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唯一线索。于是，晋室南渡、宋金对峙、宋室南迁、蒙元南下、清朝人关等，遂成为描述客家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情节。
然而，正像梁氏在该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至少对于16世纪以来由赣闽粤边迁入岭南、东南沿海和江西等区域的那部分客家人而言，他们的对外迁移，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原因。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以往的那种客家研究范式，存在着很大的偏颇。
对于客家研究而言，该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作者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族群”概念，并用“族群”理论来分析客家“文化群”因迁移而产生的种种次生形态。有关“族群”概念及其理论对客家研究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节作详细的分析。
如果说以上几本著作大体上代表了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罗香林以来客家研究传统的反思、超越和突破，那么，这期间问世的大量专题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学术界对客家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从事客家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历史学家、汉语方言学家或地方文史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学科背景之下，长期以来的客家问题研究，一直停留在探讨客家源流、粗线条地“复原”客家历史、描述客家方言特征、介绍客家民风民俗的格局之中。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相继加入客家研究的行列。他们的到来，不仅壮大了客家研究的队伍，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方法论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正是在这种新的学科背景之下，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计划才得以形成，一批优秀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成果才得以问世。
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由法国远东学院和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客家传统社会”研究计划。该计划由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和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杨彦杰共同主持，同时邀请广东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参与。从1992年开始，该计划经由数十位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先后开展了有关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等客家地区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相继集结成《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杨彦杰著，1996年）、《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房学嘉主编，1996 年）、《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杨彦杰主编，1997年）、《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罗勇、劳格文主编，1997年）、《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房学嘉主编，1997年）、《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刘劲峰著,2000年）、《韶州府的宗教、庙会与经济》（上下两册，曾汉祥、谭伟伦编，2000年）、《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杨彦杰主编，2000年）、《乐昌县的传统经济、宗族与宗教文化》（谭伟伦主编，2002年）、《粤东三州的地方社会之宗族、民间信仰与民俗》（上下两册，谭伟伦主编、2002年）、《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下两册，杨彦杰主编，2002 年）、《始兴县的传统经济、宗族与宗教文化》（曾汉祥主编，2003 年）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著作类型上来看，这一计划中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如杨彦杰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和刘劲峰的《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等），但数量更多的是田野报告集结。田野作业所覆盖的区域，遍及赣南、闽西、闽西北、粤东以及粤北的数十个纯客家住县。
由于这一计划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之中，相关的后续成果尚有待发表，因此，我们还无法从总体上对该计划进行评价。这里，仅以劳格文为该计划所制订的研究策略为主线，并通过梳理已经出版的数种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来对其进行简单的评论。
劳格文是一位知名的道教研究专家，但是他为该计划所制订的总体研究策略却是基于欧美学术界的汉学人类学立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科大卫（David Faure）的“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理论和弗里德曼（Maume Freedman）的“宗族社会”理论，都对他构筑该研究计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从该计划被定义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这一研究主题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通过该计划的实证性研究，“其目的在经由检视各类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以理解客家社会及其历中……并在最低限度上以新的观点检验以下各点诸如何谓客家?客家与瑶、畲的关系如何?要之，在我们经常称之为'中国’的多元语言、多元族群的土地上，“汉族内在的族群特征’之性质究竟是什么?”
从该计划已经出版的多项成果所涉及的讨论重点来看，所谓“各类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主要是指由祖先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而构筑起来的一整套信仰、仪式及其象征意义。在劳格文看来，这些习俗“是客家人传统上用来表述其价值体系，以及寻求保存并改善其生存方式的凭借”。他认为，借助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不同客家社区的田野作业，将这些“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揭示出来，便可以对以下这些汉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已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究竟'中国’是'儒教的’'佛教的’，还是'道教的’?或者说以上各教派都是，甚至全都不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究竟是哪一系的神统可以'界定’中国:是祖先崇拜界定了中国社会的特色，抑或是多种形式界定了中国社会的特色?”
由此看来，劳格文为该研究计划所制订的总体目标，并不是为了就客家而论客家，相反，他是希望通过对赣闽粤边这个中国区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来回应汉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诸多争论。当然，这一总体目标并没有影响到该计划对客家研究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就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而言，该计划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该计划首次把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引入客家研究领域，通过对赣闽粤边众多客家社区的田野作业，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切人对客家社会和客家文化的研究，从而打破了罗香林以来客家研究传统中的以源流探讨和历史过程描述为重点的宏观研究模式，为具体而细微地研究客家社会和客家文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范式。
其二，从事该计划的“民族志”工作者，都是赣闽粤边客家地区的文史工作者。他们在各自的田野报告中，不仅广泛地运用了当地的乡土文献，而且还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有关客家地区的大量“地方性知识”，很快就将成为“消失”了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像劳格文所期盼的那样，这些田野调查报告所记述的事实“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其价值）也是不可估算的”。这些材料的收集与保存，将成为日后客家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客家传统社会研究”计划展开的同时其他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纷纷问世。如林嘉书和林浩合著的《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林嘉书的《士楼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丹和张佑周的《客家服饰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增能的《客家饮食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黄汉民的《客家土楼民居》（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孔永松等合著的《客家宗族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善群的《客家礼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王耀华的《客家艺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都是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专题性的研究分别涉及客家社会组织、客家建筑及其文化内涵、客家的饮食、服饰、礼俗和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近年来，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谢剑和房学嘉合著的《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家族的复苏》（台湾南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再版）、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更是将讨论的领域进一步深入到客家地区的两性文化、客家宗族组织的当代复苏以及历史时期的客家教育等方面
在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研究也在推进之中。最近十多年来年，在“赣闽粤边”这一客家传统聚居地之外，学术界还就四川等客家移民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区域性研究，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当然，最具范式或方法论意义的区域性研究，应该首推台湾学术界就台湾客家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以陈运栋的《客家人》一书为代表的台湾客家研究，大体上也是因袭罗香林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但是，随着台湾学术界关于台湾区域开发过程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有关台湾客家的区域性研究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89 年，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陈运栋，率先出版了《台湾的客家人》一书（台北，台原出版社）。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台湾客家的区域性研究工作遂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有关台湾客家区域性研究的总体进展及其主要成果，台湾学者尹章义在《台湾客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陈运栋在《台湾客家研究的考察》等论文中，已做过非常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从研究范式或方法论的角度，对台湾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概括或总结。从总的趋势来看，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地区的客家研究，与台湾学术界所开展的台湾区域开发史研究趋势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最近十多年来的台湾客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放弃了罗香林以来学术界一直相沿成俗的“民系”概念，把客家定义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一个具有共同的文化或社会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的群体，并从族群认同、族群冲突等角度，来解释客家移民在台湾区域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关系。
其二，注重学科整合，即通过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客家人迁移台湾的历史过程、台湾客家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客家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民俗事象和文化特征等。
其三，比较研究的推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但是，从公开发表的一些学术座谈摘要或研究计划来看，对台湾客家社区与闽南人社区、台湾客家社区与其大陆原乡社区、台湾北部（桃园、新竹和苗栗）客家社区与南部（屏东等地）客家社区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客家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反思、超越和突破罗香林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而展开的。在这一反思、超越和突破的过程中，客家研究界推出了比此前半个多世纪还要多得多的研究成果。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研究成果，人们不禁要问:它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如果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分析最近十多年来的客家研究成果,古人所说的“剪不断,理还乱”，大概就是最准确的概括了。这些年来，除了一些区域性和专题性的研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之外，学术界在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客家社会与客家文化等相对宏观的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不论是房学嘉的“探奥”，还是谢重光的“新探”，抑或是陈支平的“新论”，他们相互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交集”。在对客家渊源和客家形成年代的理解上，房学嘉认为，客家“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南朝末年，生活在客地的先民，已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等，标志着客家共同体已初步形成”;谢重光认为，唐宋时期的北方南迁汉人是客家人的直接源头，而其形成一个稳定共同体的时间则在南宋时期;陈支平则认为，客家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而成的，其源流与南方的赣、闽、粤等民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至于其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的时间，则在16、17世纪之交。显而易见，他们相互之间的歧异，并不比他们与罗香林之间的差异小多少。
学术观点的歧异是十分正常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弥合的。然而，就客家的源流及其形成过程而言，这样的分歧却又是令人费解的。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客家”，那么，对于“客家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客家”，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彼此基本一致的结论。否则，任何关于“客家”的研究，都只能是缘木求鱼。
几年前，在台湾学术界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研究台湾区域开发史的学者施添福教授就曾指出,对于客家研究而言，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什么是客家”或“客家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要跨进21 世纪,这个问题也需要优先解决因为它是一个范畴。如果这个问题不太清楚的话。那么依据我们所想象的'什么是客家’来展开研究，会产生许多问题。不仅过去的老问题不能解决，可能还会带来许多新的困扰”，所以他认为“即使跨过另一个世纪，'什么是客家’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去面对的。”施教授讲这番话的时候是1998年，如今，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可是，对于“什么是客家”这样的范畴性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正解。
大家都口口声声地称自己在研究客家,然而，对于“什么是客家”这样的问题，彼此却并没有共识。这便是最近十多年来海内外客家研究界所面临的共同尴尬。于是，就像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历史学者俯仰于家谱文献之中，企图从家族人口迁移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客家”;方言学者奔走于不同的方言区域，力求从汉语方言的分化系谱中发现“客家”;文化人类学者更是辛勤地耕耘在社区田野中，希望通过对若干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文化符号的分析，从文化或社会类型的意义上再现“客家”。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甚至干脆就认为，与其追问“什么是客家”，还不如讨论到底是“哪些力量在界定客家”。
研究客家却无法回答“什么是客家”，甚至要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到底是“哪些力量在界定客家”，这无疑为“知识考古学”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素材。这种现状的产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的反思。
首先应该加以反思的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如前所述，陈支平在《客家源流新论》一书中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本身已证明了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陈支平本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自己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罗香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细读该书，陈氏所说的“建立在罗香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之上”，实指他的研究方法源自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梳理家谱文献（他把罗氏专注于对客家家谱的梳理扩大到非客家家谱文献的梳理），来回溯客家的源流，“重建”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史。尽管陈支平已经意识到。“中国南方谱牒中所追寻的中原祖先，真伪难辨，有些并非真有其事，或好攀附古代名人良臣作祖宗，即使是到了南迁入闽以后的世系记载也有不少相互附会合流的现象，不可尽信”，但他又认为，“在没有更为可靠的资料之前，罗香林先生利用客家族谱的记载来推断其先民的中原居地及其南迁源流，还是合理的。”兜了一个圈子，最终还是回到罗香林的老路上去了。
众所周知，家族谱牒文献蕴涵着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献所不曾涉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区域史、人口史和移民史而言，谱牒文献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罗香林首次全面地运用谱牒文献来研究客家的渊源流变，这算得上是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然而，谱牒文献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对此罗香林并没有予以全面的认识。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看，罗香林运用家谱资料来讨论客家的源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后改为《湖南人由来考》）一文的启发。正因为如此，他对潭其骧“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也，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族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是“实获我心”。他还进一步指出:“客家最重视族谱，而谱之为体，必溯其上世迁徙源流，故欲论客家迁移的历史，不能不聚其谱乘以资归纳。世人每以族谱侈谈华胄,攀援高门，以为内容所述，全不足信，引以证史，必受其欺不知此乃浅人不善鉴别之所致，非谓谱牒果无参考与研讨的必要也。”其实，家谱中除了“帝玉作之祖”和“名人作之宗”这些部分不可靠之外，其他如“其族姓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等记载，也并非完全可靠。细读中国的家谱，几乎每个家族“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上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既然这段历史在很大原程度上是“编造”出来的，因此就很难用“时与地既不能损其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族之荣誉”的理由，来将其视为信史。其次，中国南方的家族绝大部分都是在明清时期才开始编修谱牒的。由于此时上距其始迁祖、远祖一般都有着几百年、乃至千多年的时差，而编修者往往仅凭着家族内部的传说或“集体记忆”来进行编撰，因此，相关的记载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再次，编修家谱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家谱在追溯该家族的源流时，不仅要“帝王作祖”、“名人作宗”,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其家族的历史作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或“再解释”。研究中国家谱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对最初编修族谱时确立的有关宗族早期祖先的那一部分内容，往往会因编撰者的追溯性寻访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既然如此，仅仅凭借家谱资料来追溯客家的源流，“重建”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在方法论上就颇值得商榷了。
其实，在近年的客家研究过程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方法论的严重局限性，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就专门列有“谱牒资料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一节，批评罗香林客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周振鹤在 1996 年发表的《客家源流异说》一文中，也曾对罗香林主要依据族谱来考证客家源流的方法,提出过质疑。他指出:“罗先先的基本依据是族谱，然后辅以正史的记载。但是这些族谱大都修于晚近，因此上溯至唐宋时代以至东晋南朝时期的记事，其真实性是大打折扣的。”然而，时至今日，有研究者依然认为，在梳理客家源流、“建构”客家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家谱是一种“具有关键意义”的方法，并断言“这方面理论（即对家谱价值的判断）的任何偏差，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我们对于客家源流的探究，总是跳不出家谱文献的范围，总是希望通过家谱的相关记载来推论客家源流、重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史，我们就永远无法求得真相，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突破，到头来我们也会像陈支平一样，在推翻了罗香林的陈说之后，又会通过家谱而制造一个有关客家源流与发展史的新的“神话”。
除方法论之外，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观察视角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为标志，基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客家研究工作，才正式开展起来。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事业，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华南地区客家人与广东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总体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自1860年广东西路的土客械斗在官方的介入下被平息之后，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遂由昔日战场上的刀枪剑戟转而为口舌或笔墨上的剑拔弩张。斗祸结束之后不久，恩平士绅吴桐在其纪事诗中就曾愤愤不平地写道:“取禾取麦剧纵横，贼抱奸心岂欲平。狼弗全吞贪易弭，蜗犹两立势仍争。不加雕剿终难慑，欲靖鸭张莫罢征。”虽是短短的几句，但把广府人对客家人的仇视以及剿之而后快的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广府人的这种情绪，不仅流露在个别文人学士的笔墨之间，而且还通过地方史志的编修而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如同治九年（1879年）编修的《新会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编纂的《新宁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篡修的《新会乡十志辑稿》以及宣统元年（1909年）编纂的《新宁乡土地理》等，不是称客家人为“匪”，就是视他们为“贼”。这一切当然激起了客家籍文人学十的极大反感。从林达泉的《客说》，到钟用和的《土客源流考》，再到黄遵宪的《客说后》，其著述动机都与这一总体背景息息相关。至于赖际熙的民国《赤溪县志》（1920年）和《崇正同人系谱》（1925年）,以及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也都与这一总体背景具有内在的关联。
如果套用西方社会学中的族群分析理论。那么，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事业，正是对19世纪中后期以降华南地区客家族群动员（mobilization）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在族群意识高涨和族群动员期间，“神话制造”（myth-making）往往成为该族群的主要文化策略。正像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的开篇所写的那样:“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们为'客家’，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近百年来，中国一般局势的变迁、一般历史的进展，差不多都和他们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开门见山式的介绍，本身就是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关客家起源神话的归纳和概括。
罗氏的这一基本立场，对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细读《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其主体部分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但是，在这种实证研究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客家是北方（狭义的中原地区）汉人南迁的产物。为了证实这一假设，罗氏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思路:把客家家谱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与正史或方志文献中有关北方人口南迁的史实对接起来。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则“仅仅引证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把同书中不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不用。”在罗氏的意识中，既然正史和方志文献中都有关于晋室南渡、黄巢起义和赵宋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造成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的记载，而客家家谱中的有关记载，又与正史和方志中的记载若合符节，因此，自己的假设自然也就有史可据了。然而，就像陈支平在《客家研究新论》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南方各地的家谱，有关其祖先源流的记载，与客家家谱的记载往往大同小异。如果把客家家谱与非客家的家谱比照对渎，人们就会发现:“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没有差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南迁过程大致相同”。既然如此，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界说，当然也就无法在学理上成为一个自足的解释体系。
当然，罗氏客家研究范式的形成，除了深受其基本立场的影响之外，还与他的观察视角密不可分。罗氏乃广东兴宁人。包括兴宁在内的粤东北一带，在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史上，地位比较特殊。大体而言，赣南第一波的区域开发高潮始于东汉后期，闽西的早期开发始于中唐时期，而粤东北的早期开发，在时间上则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其县级行政建置和人口的第一个高峰，都发生在东晋南朝时期。罗氏的故乡兴宁县，就是在东晋时期建置起来的。地方行政建置的突然增加不仅意味着区域开发程度的加快，而且还意味着可能有大规模外来移民的迁入。如东晋时期首置的“义招县”（今大埔县境），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昭（同招）县，昔流人营也。”所谓“流人”。也是就外来的移民。再如南朝时期设置的“怀安县”，其命名显然也具有“安抚怀远”之意。东晋南朝之际粤东北区域开发节奏的加快，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它与由晋室南渡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打开当地客家人的家谱（罗氏所引证的客家家谱，绝大部分都来自粤东北地区），有关永嘉之乱引发中州士民南迁的记载，居然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罗氏便顺理成章地把客家的源流与永嘉之乱以后北方汉人的南迁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罗氏客家东晋源流说的提出，显然也与他的“原乡视野”密切相关。
以上的分析表明，由于基本立场和“原乡视野”的双重局限，罗香林的客家研究范式，在学理上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解释体系。最近十多年来的客家研究，之所以围绕着反思、突破和超越罗香林的这一范式而展开，其原网也在于此。
问题是，存突破了罗香林的陈说之后，客家研究界是否已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研究范式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如前所述，在最近十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过程中，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和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是反思、突破和超越罗香林客家研究范式的最有代表性的三本著作。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三本著作都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以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为例，该书除了铺陈比罗香林还要多得多的谱牒资料之外，并未就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做出任何具有范式意义的理论解释。细读该书，我们还会发现，陈支平的相关结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推理之上的:既然客家人的家谱中有其祖先迁自闽南人或广府人聚居地的记载，因此，所谓“客家民系”当然就是由包括闽南人和广府人在内的“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成的”。其实，按照作者的这一推理逻辑，我们也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既然闽南人和广府人的家谱中也有其祖先迁自客家地区的记录，因此，闽南人和广府人也可以被看作是由客家人播迁和融合而形成的。依循这样的逻辑一直推演下去，不仅从根本上“解构”了客家，而且也同时“解构”了闽南人、广府人等其他南方各方言群。这样的简单推理，自然无法在学理上形成能够解释客家之起源、形成和发展诸问题的自足的理论体系。
至于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尽管在有关客家源流的梳理方面，突破了罗香林以来的种种陈说，但是，该书的立论前提和推理逻辑，却都存在着诸多的破绽。例如，为了证实“客家共同体”的主体是古越族人这一推论，作者在该书的开篇大量罗列了赣闽粤边的考古资料，意在说明“客地在秦以前已有先民（古越人--引者）在繁衍生息”。问题在于，秦以前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古越人，就一定是后来的“客家共同体”的主体吗?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客家共同体”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并未做出任何说明。在作者的意识中，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再如，为了证实“客家共同体”形成于南朝末年这一推论，作者分别从“共同的精神和道德观”“基本上可以相通的语言”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然而，作者的论证过程却仅限于“举例子”。诸如以南齐时的程旻德行高尚、为乡里辨曲直，来证明“在南齐时，客家地区已有共同的道德观”;以程旻为人排难解纷，来说明“客家地区已有基本上可以相通的语言”;以南朝时赣闽粤边的厚葬习俗和程乡县大觉寺的修建，来证明南朝时期客家地区已有“共同的风俗习惯”。这种举例子的论证方式和推理逻辑，本身就不具备任何范式的意义。
再来看看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该书应该说是最近十多年来有关家源流研究的最富有创意的一本著作。在该书中，作者在全面反思罗香林以来客家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对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均展开了极富有新意的研究。细读该书，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分明是从如下两个层面来建构其解释体系的:
其一，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人南迁的蛛丝马迹,来辨析客家的源流;
其二，立足于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地方行政建置、土著社会与文化以及移民与土著的互动等问题的系统研究，来揭示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作者所建构的这一分析框架，既看到了作为群属意义上的客家在渊源上与北方移民的诸多内在关联，同时又看到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客家区别于周边其他文化群属的独特性和地域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对客家的形成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自北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议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这一解释体系把宏观层面的北方汉人南迁史与中观层面的赣闽粤边区域开发史结合起来，着重从移民与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移民与土著的互动、赣闽粤边区域社会与文化的整合等多重线索中来梳理客家的渊源流变，重建客家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应该说谢氏所建构的这一套解释体系，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不过，如果细加分析，谢氏的这一解释体系，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根据他的研究，客家是唐宋时期江淮地区的移民、闽越土著与先期迁入赣闽粤边的“盘瓠蛮”后裔（即畲族或畲族的先民）在经过长期的融合以后而形成的（具体的形成时间在南宋时期）。按照他的这一理解，客家的源头由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唐宋时期来自江淮地区的移民，一个是闽越土著，另一个则是“盘瓠蛮”的后裔。问题在于，闽南和粤东沿海的潮汕地区，既是闽越族的故乡，唐宋时期也接纳了大量的江淮地区移民，同时又是畲族的发祥地，可为什么就没有形成客家，客家为什么偏偏形成于漳、潮以东的赣闽粤边?赣南并非闽越土著的原乡，也没有证据显示这里曾有闽越族移民的迁入，可赣南为什么也成为客家方言区?赣南的“客家化”，难道仅仅是闽粤客家移民迁入的结果?问题还在于，如果客家是唐宋时期江淮移民、闽越土著和“盘瓠蛮”后裔相互融合而成的，那么为什么客家方言又与江西中北部一带的赣力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类似性?客赣方言的这种类似性，其历史与逻辑的联系又在哪里?一个自足的解释体系，不仅要保证该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还要能够系统地解决其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谢著的范式意义也是有限的。
（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有删节。转引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