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广东蕉岭人野曼（赖观兰）2018年1月4日去世 享年97岁
野曼，1921出生于广东蕉岭县新铺狮山乡，其父在家乡是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兰，因此给野曼取名赖观兰（后改为赖澜）。在家庭熏陶下，早慧的野曼从小喜好古典诗文，并喜欢普希金、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诗，读初一时，就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作品。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建国后，曾任《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文艺副刊编务，《华夏诗报》总编辑（1985-2015），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
2018年1月4日去世，享年97岁。
参考阅读一：
2018-01-16 梅州日报
人物简介
野曼,1921出生于广东蕉岭县新铺狮山乡,其父在家乡是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兰,因此给野曼取名赖观兰(后改为赖澜)。在家庭熏陶下,早慧的野曼从小喜好古典诗文,并喜欢普希金、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诗,读初一时,就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作品。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建国后,曾任《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文艺副刊编务,《华夏诗报》总编辑(1985-2015),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
2018年1月4日,97岁高龄的野曼驾鹤仙去,这位客家诗人的诗歌人生凝结在一首首诗里。
在东山中学与诗歌结缘
1938年,时年17岁的赖观兰在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与后来成为东山中学第十八任校长的李泉隆是志趣相投的同学、室友兼诗友。赖观兰因酷爱新诗,经常创作爱国诗歌,便取《诗经》“野有蔓草”之“野蔓”作为笔名,后又改为“野曼”,从此,一生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抗日救亡运动已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广大青年学生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梅县东山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也搞得轰轰热烈。17岁的野曼血气方刚、爱国热情高涨,激发了追求民主、进步和自由的理想。正如野曼在2003年8月26日《中国诗人》中的《野曼访谈录》中所说:“我真正爱上了新诗,还是1938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的时候开始的。这是一所地下党领导的学校,救亡抗日的洪流在那里涛飞浪卷。”
那时,野曼是一位新诗的狂热追求者,更是一位“走路在作诗,做梦也在作诗”的“诗迷”。他说:“我写下‘第一句’和‘第一个标点’叫做诗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风狂雨骤、内忧外患的年代……在这国家民族和个人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新诗挺身而出,高度发挥了‘炸弹和旗帜’的功能,它如狂风似炸雷,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歌颂抗击日寇的英雄战士……时时刻刻冲击着我的心灵,为那‘炸弹’和‘旗帜’所震撼、所激励。”
即使到了和平年代,这个经历了抗日救亡战火考验的爱国诗人,其骨子里的爱国情怀仍是那么根深蒂固,坚不可摧。1996年8月,野曼到日本参加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安排一天旅游,他忽然发现旅游车开到了靖国神社丛林外,便立即要求下车,愤而拒绝参观;同时下车的还有他的夫人林紫群和上海女诗人陆萍。
当晚,他在下榻的东京银座宾馆写下《杀手们的墓》——“那死了多年的头号杀手/已悄悄爬出了棺椁/他们浑身浸透/中国死难者淋漓的鲜血/手里还紧握着/从未睡眠的屠刀/墓里死了的又活了/墓外活着的却死了/他们彼此疯狂拥抱/眼里燃烧着/帝国贪婪的火/夜夜失眠的导弹/正在墓门外等候。”
在抗战年代“以诗为枪”
在梅县东山中学就读高中期间,野曼与蒲风(梅州籍著名的爱国诗人,新诗歌运动的热心组织者和推动者)一起主编了爱国进步诗刊——《中国诗坛岭东刊》。蒲风、陈残云、雷石榆、芦荻等诗人常为之撰稿,使这株诗歌奇葩在岭东大放异彩。
1946年野曼在广州与黄宁婴主编的《中国诗坛》。
当时野曼还主编了《孩子纵队》,宣传发表东江纵队小鬼队的事迹,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孩子纵队》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特务查封,《中国诗坛岭东刊》第二卷第六期送检的稿件也被检查所扣留。地下党发现,在邮局检查的异党分子信件中,野曼的名字赫然在目。山雨欲来风满楼,梅县的形势一片严峻,人心惶惶。危急之时,蒲风决定到桂林文化城去,并相约野曼“于桂林《救亡日报》聚首”。
1940年,野曼参加了全国抗敌文艺协会桂林分会。其后,日本军队开始南北夹击,向桂林推进,国民党也在桂林下手,形势陡然紧张。野曼在桂林也呆不下去了。
1942年,野曼到粤北中山大学文学院求学,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短笛》。还与诗友芜军一同创办了《诗站》,后来还组织了萌芽文学丛书,发表彭燕郊等人的作品。1943年,芜军前往桂林,不幸遇难。野曼面临内忧外患,悲愤交加,在《诗站》第三期发表了他的著名诗篇《枪边的梦》:枪/多么响亮的名字啊/昨夜/我梦到枕边的枪失踪了/我发现这支心爱的枪/被握在一个喝血者的手里/向着我年老的母亲/向着我的弟弟和妹妹/瞄准着……今日,我们将《枪边的梦》细细读来,仿佛仍能触摸到作者滚烫的心、悲愤的怒火、火热的激情。
中国编龄最长的著名诗人
野曼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与黄宁婴主办《中国诗坛》。1949年参加东江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日报社工作。1955年,一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运动把他卷入漩涡。他的诗曾在七月派诗人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而这些诗人大都被打成“胡风分子”, 虽然他与胡风不曾接触,还是被当作“ 受胡风思想严重影响的人” 而被关押审查和不断地批斗。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被封为“ 漏网的胡风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野曼被批判押送至粤北山区黄陂劳动改造,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野曼才得到平反。
野曼笔书《我信奉的“三唯”》
野曼“文革”前虽也不时有作品问世,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焕发诗的青春,发表了大量的诗文。野曼的诗歌中经常写到爱,包括《爱的潜流》《爱着是美丽的》《妻爱》等,从这些诗中可以感到一颗炽热的心在跳动。
野曼一生诗作颇丰,甚至年逾花甲仍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诗歌、散文与评论,出版、主编诗集、散文集、诗论集几十部。其众多名篇佳作如《枪边的梦》《积雪期》《秋旅情思》及散文《妻爱》等被选入80多种选本中,并被翻译成英、日、韩、德等多国文字,在各国出版发行。
在现当代中国,从上世纪的1938年开始诗歌创作、主编《中国诗坛岭东刊》到95岁高龄仍在主编《华夏诗报》, 野曼可谓是中国编龄最长的著名诗人、编辑家了。野曼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被誉为中国诗坛常青树。2003年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野曼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野曼获得“宝玉陈杯·百年新诗贡献奖”之“编辑贡献奖”。
“诗=生命”新诗融入骨血
野曼将一生奉献给了新诗,新诗融入了他的骨和血。诗在野曼的人生历程中相喜、相悲、相慰、相爱、相随,用野曼自己的话来说:“我曾经写下了一个公式‘诗=生命’。还写下了‘生命宣言’:诗,是生命的喧哗,生命的追寻,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而生命又是属于人民的,它为追求而献身。为了这一追求,我将终生奋发,鞠躬尽瘁!”
1940 年夏蒲风夫妇（前排）与江洪及野曼（后排）合影于松口。
晚年的野曼时刻关注着中国诗坛的发展,面对上世纪末中国诗坛出现的一些歪风邪气, 他仗义执言,敢于批评。关于这一点,笔者查证到野曼2003年8月26日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文章《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其时野曼先生已82岁高龄,仍思辩清晰、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分析了当时诗界存在的一些对新诗艺术传统的认识误区、甚至是全盘否定新诗传统的问题。
野曼在文中指出,“新诗的艺术传统,它既不同程度承接了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血脉 , 又体现了自由诗的艺术特点。它在艺术上的操守, 包括形和音两个方面。所谓形, 即诗的体式建构,如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楼梯体、散文诗、民歌体,等等 ,它和古典诗歌一样 , 都是多元的格局。所谓音,也就是诗的音乐美 ,音乐性形态 ,主要是节奏和韵律”。
他写下生命誓言:
无疑,我会老去
我那挺直的脊椎
便是我的碑
参考阅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