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客家”主题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汇总（2006）
[1]李炯.浅析客家文化在企业文化建构中的意义[D].导师：周恩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
摘要:
客家人作为中国诸多族群中一员，以其独有的开拓性、包容性，先于其它中华民系参与了与海外的交流。本文拟从学科交叉的视角分析这些文化间的交流，结合案例从理论上探讨客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由于客家学目前的研究主要从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角度展开，在企业管理学方面来论述的还不多。而这恰恰是客家文化如何与现代经济潮流结合的问题。它的意义从理论上讲，通过借鉴客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相关性讨论，我们可以根据客家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构性，从亚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文化的本土化建设；从实践的意义上讲，鉴于客家文化是先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他的亚文化开展国际交流的特点，将客家企业的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总结提炼出来，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国际化。
为此本文分为五大部分展开对二者的关系的论述，1．概括回顾了客家的源流、表现、主要内容，并从历史生成的角度对比了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异同；2．简略地介绍了本文所涉及的企业文化研究的背景；3．从案例分析入手，描述了客家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体现；4．结合案例分析的结论，从六点：1)客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许多优秀的客家企业其企业文化的核心正是客家文化的集中体现；3)客家文化在企业中的应用有助于跨国企业形成多元文化的融和；4)企业文化的形成反过来会促进客家文化的发扬光大；5)企业文化的确立有助于克服客家文化中的不足；6)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客家文化走向世界，着重探讨了客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最后，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提出如何将客家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去的设想。
通过上述的论述，给出本文的结论：客家企业在海外的实践体现出客家文化的核心——刻苦耐劳、冒险进取、崇义守信、开放兼容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影响。而且，客家文化的这些经验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文化竞争力。
限于作者的学力，无论是从案例分析的针对性，还是理论探讨的层次上来说，都不足以挖掘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内容、潜力，只有通过近一步的研究、探讨逐渐弥补。
[2]雷欢.潮州筝与客家筝刍议[D].导师：喻意志.湖南师范大学,2006.
摘要:
古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它有着两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与各地的语言、风俗以及民间音乐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筝乐风格和流派。潮州筝派、客家筝派同处在我国东南部的粤东地区，他们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独特的筝乐风格。本文试图对潮州筝派、客家筝派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研究的现状。
第二部分：潮州筝与客家筝之溯源。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究潮州音乐与潮州筝，以及客家音乐与客家筝乐的历史渊源。
第三部分：潮州筝与客家筝的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同”与“异”两方面来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两大筝派的音乐文化、乐器特征、乐律乐谱及音阶调式、语言环境等。
第四部分：潮州筝与客家筝筝曲实例比较。这一部分主要是笔者通过在教学中的经验总结，并用实例来对两大筝派进行更具体与直观的比较。
[3]张小龙.赣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失的思考及对策[D].导师：纪明泽.华东师范大学,2006.
摘要:本文首先对赣州市各县市普通高中的学生和班主任的教育现状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赣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失的表现有：教育目标的缺失，教育价值观的缺失，与家庭、社会教育的脱节，教育方式单一，对学生评价片面，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原因主要表现在：其一：环境因素，包括校外原因和校内原因两个方面。校外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的制约和教育投资环境的制约；校内因素主要是指学校仍然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和学生的现实矛盾。其二：班主任自身素质的原因，主要包括：班主任在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方面缺失相关的素质、班主任缺乏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观、缺乏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本文结合赣州市的实际情况，针对班主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试着提出了防止赣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失的三个对策构想：(1) 行政部门要实行办学体制改革，避免班主任脑力劳动体力化；(2) 学校要建立和健全班主任管理制度，稳定班主任队伍：具体包括帮训管理制度、竞争管理制度、激励制度、心理疏导机制等四个方面；(3) 班主任要注重理论学习，培育创新精神，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具体包括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班主任的科学涵养；提高整合教育资源能力，形成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提高学生的接受和自律能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性；结合本土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弘扬苏区精神，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学习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等五个方面。
[4]舒洁.赣州地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D].导师：予锋.江西师范大学,2006.
摘要:近几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课程资源的概念，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逐步引起了课程理论界的重视。本文试图从课程资源的角度，认识赣州地方文化中课程资源的独特价值，并努力探索开发和利用地方语文课程资源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引起人们对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视。
本文阐述了课程资源的含义特点及分类，分析了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发与利用语文课程资源的策略。论文以赣州奇特而缤纷的客家文化为例，粗略呈现出赣州地方语文课程资源的面貌与价值，然后利用选修综合课、选修阅读课、选修活动课等三个对课程资源利用的案例，提出对赣州地方语文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一些构想。
结论：各地地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课程资源，我们要加强对课程资源的理论研究，强化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各种地方课程资源，让学生的学习和地方文化相融合，让地方文化、民族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5]游学军.闽西客家与台湾客家的渊源及发展关系研究[D].导师：刘锡涛.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本文采取田野调查访问法和文献法的方法，充分地利用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丰富的网络文献资源，结合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自然地理、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的新角度来探讨闽西客家与台湾客家之间的渊源及发展关系。
文中主要关注两个关键问题。一、闽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对闽西自然地理环境的概述，阐述为何客家民系最终在闽西形成，揭示了闽西成为今日国内外客家人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首府”、“客家母亲河”所在地，是有其历史缘由的。二、一直以来，在人们印象中，闽西客家与台湾客家的关系似乎微乎其微，不值一提。通过回顾源远流长的客家历史，并结合这些年台湾客属同胞纷纷回闽西寻根问祖活动，来重新审视闽西与台湾客家历史渊源关系，让更多的人了解闽西客家与台湾客家关系，促进闽西和世界各地客属同胞之间的交流，这其中蕴含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如何发掘、研究和宣传客家文化，利用闽西客家特色文化、台胞回家乡投资热情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客家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发展，这是新时期赋予闽西客家学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任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文化学重大课题，也是海内外客家人的共同愿望。
[6]黄雪英.闽西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D].导师：张华荣.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开发和利用地方优势和特色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有利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形势下，欠发达地市如何开发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文化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开发闽西文化资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文化资源基本理论，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闽西文化资源禀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闽西文化资源评价与文化资源开发，以及闽西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与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揭示了文化资源开发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资源评价对文化资源开发的意义，针对闽西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提出了闽西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这对深化文化资源理论研究和为地方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7]黄文杰.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及其演唱的初步研究[D].导师：严凤.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任何一种民族艺术都有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中的精粹，它是在客家文化的土壤中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客家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以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深烙着中原文化的印记。客家民系的历史是一部移民史，客家人民怀纳中古文化，融合徙经地和徙终地的文化因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
本课题试从粤东北的现状、客家源流及客家传统文化入手，探究客家山歌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分析了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语言特征、体裁划分、音乐特色和传承方式，进而提出“绕绕韧韧”的唱腔风格、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腔、丰富多彩的衬词运用、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是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特点，并以三位民间歌手为例初步归纳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文章分为四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 绪论部分
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理由、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及意义，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粤东北客家传统文化中的客家山歌
本章从粤东北的概述、客家源流，客家传统文化谈到客家山歌，意在指出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传统文化中的山歌，我们应当把客家山歌放置于客家文化这一山歌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之中来进行研究。
第一节 粤东北概述
以介绍和综合分析的笔调，对粤东北地区的概况作了介绍和陈述。
第二节 客家源流
粤东北客家群体是客家民系的一部分，客家民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移民史。文章列举了诸位客家历史研究专家关于客家源流的观点和结论，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可知客家的迁移是从秦代赵佗的治理南越前开始的，由于戍边、战乱、政治等原因，其后客家群体又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迁徙，融合了徙经地和徙终地的文
化因素，最终形成了以粤东北地区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粤东北客家文化。客家山歌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文化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第三节 客家传统文化
粤东北客家传统文化是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又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本节论述了客家人重祖念根的观念、艰苦创业的精神、崇文重教的传统。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以其独特的形式影射出客家文化的内涵和客家群体的审美情趣。
第四节 粤东北客家传统文化与客家山歌
任何一种民族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赖于其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本节以粤东北客家山歌的传说、历史记载和山歌实例为依据展开论述，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中的山歌。
第三章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来演唱的传统民歌，客家语言的章句结构、音调韵律、修辞手法，共同形成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语言艺术，客家山歌语言的表现方式影响着客家山歌的体裁划分。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在山间田野演唱的歌曲，客家传统文化、客家人民的审美取向影响着客家山歌的音乐特色，在长期的传唱过程中，形成粤东北客家山歌节拍的多样性、节奏的自由多变、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调式的羽商、徵宫色彩等音乐特征。客家山歌传唱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多元的传承方式，作为客家文化瑰宝的客家山歌，粤东北客家山歌更凸显出其传承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语言特征
语言在民间歌曲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定的语言会产生特定的风格。本节从客家语言语音特征、声母特征、韵母特征、俗语运用四方面来分析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语言特征。
第二节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体裁划分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音乐形态，其丰富形态的产生与客家文化的丰富内涵是分不开的，反映了客家人民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取向。笔者依据客家
山歌的语言运用、歌词表现方式将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划分为四个类别，即正板山歌、山歌号子、叠字山歌和尾驳尾山歌。
第三节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音乐特色
节拍的多样性、节奏的自由多变、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调式的羽商、徵宫色彩共同构成了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音乐特色。
第四节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
演唱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演唱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本节论述了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总结出关于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传承的几点建议。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文化是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将其放置于客家文化的生态环境中才可以得到良性的传承。
第四章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特点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艺术是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民歌演唱艺术形式之一，结合三位民间山歌手的演唱可归纳出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特点为：绕绕韧韧的唱腔风格、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腔、丰富多彩的衬词运用、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演唱技术为：以真声为主，运用自然饱满的呼吸，清晰生动的客家方言咬字吐字，注重口腔、鼻腔和咽喉腔共鸣，强调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调运用，追求结实、丰满、嘹亮的音色和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
第一节 “绕绕韧韧”的唱腔风格
自然饱满的呼吸是正确演唱客家山歌的基础；清晰生动的客家方言咬字吐字、丰富多彩的衬词运用、委婉流畅的声韵音调是形成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音乐风格的重要因素。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之所以在客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客家山歌具有“绕绕韧韧”的唱腔风格能够贴近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粤东北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节 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腔
从具体的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谱例和民间歌手的演唱分析可见，装饰音腔在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演唱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衬词运用
客家山歌的衬词内容主要与语言习惯和历史传说有关。丰富多彩衬词的运用使山歌的歌唱语言更为灵活多变，句式结构更为流动顺畅，山歌旋律更为潇洒动听，在衬词唱腔的延展中，既活跃了唱词，又使唱腔得到充分施展的余地，使曲调显得舒展而悠远，从而使山歌的唱腔“绕绕韧韧”，悦耳耐听。
第四节 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歌曲，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是劳动者抒发内心情感、表达生活愿望的歌唱形式。词与乐的紧密结合、声与景的巧妙融汇、情与韵的高度统一构成了质朴醇厚情感表达的基础。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有多种演唱表达形式，本节以三位民间山歌手的演唱为例，归纳出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是以真声为主，运用自然饱满的呼吸，清晰生动的客家方言咬字吐字，注重口腔、鼻腔和咽喉腔共鸣，强调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调运用，追求结实、丰满、嘹亮的音色和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
结语
粤东北地区是传统客家山歌文化的“中心地带”，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基因，融合了吴楚越文化因素，在语言运用、音乐特征等方面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客家特色。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射出客家群体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取向，是其群体生活内容和文化意识的表现形式和集中体现。
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具有“绕绕韧韧”的唱腔风格、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腔、丰富多彩的衬词运用、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文章以较具代表性三位民间歌手的演唱为例，总结出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演唱是以真声为主，运用自然饱满的呼吸，清晰生动的客家方言咬字吐字，注重口腔、鼻腔和咽喉腔共鸣，强调从容舒展的装饰音调运用，追求结实、丰满、嘹亮的音色和质朴醇厚的情感表达。
笔者的初步研究工作是在许多专家和学者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旨在归纳出关于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方面的一点心得，还有许多错漏和不足之处，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8]高昌洙.闽西客家宗族研究[D].导师：蓝达居.厦门大学,2006.
摘要:
本文以闽西上杭丘姓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丘姓宗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展现丘姓宗族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层面。过去学界对于宗族的考察局限于其政治和文化的功能,尤其注重对于宗族族产、族谱、祠堂三位一体的研究。本文试图脱离这一传统框架,力图剖析出宗族最基本的结构及其文化的功能。
在前言部分,我介绍了我的研究缘起及研究的过程。
第一章有关理论的探讨和本文研究框架。对于传统学界对于宗族的研究进行反思,并说明本研究中有关宗族的定义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有关上杭丘姓居住地概况。介绍了丘姓居住地上杭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三章上杭丘姓的历史源流及其发展过程。介绍了丘姓的基本情况,并以丘姓大宗祠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背后的宗族结构。
第四章红色时期的宗族组织。考察红色革命特殊时期的丘姓宗族,分析特殊状况下宗族的发展。
第五章现代背景下的宗族――种新型的宗族组织。分析了现代化背景下宗族发展的一些特点。
第六章现代的族谱书写。通过和传统的族谱进行比较,得出了现代族谱的一些新特点,分析族谱变化的成因。
结语部分,对于全文的观点进行最后的总结,并提出自己对于宗族结构的认识。
[9]曾为志.新都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及成都官话词汇比较研究[D].导师：黄尚军.四川师范大学,2006.
摘要: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部，为古蜀国名城。新都区的石板滩、三河、木兰和泰兴四镇通行客家话，位于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岛的北端，是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向四川官话方言区的过渡地带。本文对新都客家话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并运用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语音、词汇作了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归纳出了以泰兴镇为代表的新都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本文选取了梅县客家话、新都客家话、成都官话和新都官话的1275条词语进行了对比研究，结合了人文历史、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比较和考证的方法加以分析。理清了新都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的关系，即新都客家话保留了很多客家话的特征词，但某些特征词正在慢慢消失，某些客家话词语随着风俗的消失而消失；同时我们也发现新都客家话受到了强势方言——成都官话、新都官话的影响，即新都客家话借入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官话词语。本文揭示了新都客家话词汇发展的历史层次，并展望了新都客家话的发展趋势。
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新都及新都方言概况
2、新都客家话音系
3、新都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成都官话以及新都官话的词汇比较研究
4、新都客家话词汇演变的情况
[10]于韵菲.燕乐二十八调在筝调上的应用[D].导师：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2006.
摘要:本论文以燕乐二十八调的分类为视角，把典籍、古谱所记录的古今筝调归纳为“调系”和“均系”两个系统。前者可见于《乐府杂录》中的筝调、潮州筝调、客家筝调，在应用中侧重于“调”；后者可见于《类筝治要》中的筝调、《仁智要录》中的筝调、浙江筝调、山东筝调、河南筝调，在应用中侧重于“均”。筝调实践所反映出来的两个侧重，印证了中国宫调理论中“调系”与“均系”的并存。
[11]陈卉.从客式广州话的特征透视广州话音变的异质环境及趋势[D].导师：黄国营.清华大学,2006.
摘要:
本文从“言语异质”和“语言接触是一种语言学习过程”两个基本观念出发,试图通过一个细致的个案研究透视言语社团中语音演变的动因。
语言接触会使言语社团产生大量的异质因素,而语言学习是语言接触的基本方式。因而我们选取了客家话和广州话作为接触的双方,同时也分别是二语学习的母语和目标语,通过考察在广州生活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兴梅地区)的广州话学习情况,来分析广州话言语社团中的异质因素。
在初步的语言调查中,我们发现客家人在学习广州话的时候往往混淆阴去调(T3)和阳去调(T6)的发音。因此我们选择这对声调作为本文考察的目标项目,综合运用调查问卷、语音感知测试和语音产生测试等三种研究方法,对客家人学习广州话T3、T6的时候出现的偏误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文从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两个方面分别考察客家人对广州话T3、T6的掌握。在群体差异方面,我们发现到达广州的年龄比其他时间因素更能影响受试的学习水平。同时因为学习水平不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T3、T6的异质因素也遍布整个言语社团的共时层面。在个体差异方面,我们首先考察了受试在学习相同的目标项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性,并说明了在母语向目标语靠近的过程中,语音上的差异不但出现在不同的词项,更大量出现在同一个学习者的言语活动中。我们探讨了这种“两可”的读音可能对广州话言语社团带来的影响。此外,我们利用最小匹配对的字和词,观察受试在语音感知和产生上的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不但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呈现系统性的差异,也能在单一个体身上呈现非系统性的差异。
通过对客家人学习广州话T3、T6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异质因素的存在与广州话T3、T6的合并趋势有关,尤其是相同的异质因素也能由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所产生。最后,本文欲通过这个新的研究角度,尝试说明异质是语言变化的基本条件,而语言接触则是最直接的动因。
[12]刘建军.台湾豫剧研究[D].导师：程明欣.郑州大学,2006.
摘要:豫剧文化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台湾豫剧文化是维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重要纽带。
台湾豫剧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雨，梆弦不辍，薪火相传。从褴褛初建、披荆斩棘，到力量整合、共擎使命，再到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台湾豫剧在“宏扬中原文化，传承豫曲新声”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沟通和情感交流，也给豫剧在台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2003年的“飞马豫剧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使两岸在豫剧交流和合作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豫剧在台湾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由于历史的原因，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分离，也使得豫剧在台湾的生存环境曾经变得恶劣。然而，豫剧在台湾落地生根、并在众多地方戏剧中脱颖而出，成为台湾最大的地方戏，并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剧种(包括京剧)，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除了台湾豫剧界同仁在豫剧文化传承上的坚持不懈，在培养与拓展新观众群上的大胆尝试，以及大陆相关人士的帮助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1) 台湾根在大陆，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同宗同源。2) 豫剧艺术根植于河洛文化的土壤，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豫剧唱腔音乐与中州语水乳交融、和谐组合。3) 台湾的主要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话皆根在中原，“其源既远，其流又长”，与中州古语在语音和语意上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说，豫剧代表的是台湾同胞的乡音、乡情，是隔不断、化不开、褪不去、失不了的浓浓亲情，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抵挡的。
台湾文化根在大陆，台湾同胞魂系中华、心向大陆，两岸的分离是暂时的，祖国的统一是必然的。
[13]黄小平.田林宁都客家话比较研究[D].导师：林亦.广西大学,2006.
摘要: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重要民系，客家话也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研究客家话对于研究客家历史、客家文化以及汉语方言具有重要意义。田林(高龙)客家话是广西西端田林高龙乡高郭村客家人内部使用的语言，从梅县一带迁来，一二百年来受着当地汉、壮、苗、瑶语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宁都客家话(笔者母语)是客家大本营之一赣南的客家话。论文对两地客家话的词汇进行了分析比较。论文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 导论。简述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缘起，还简要介绍了田林宁都两地的地理人口、历史沿革和语言使用情况。
第二章 田林宁都客家话音韵系统。简单介绍了田林宁都客家话声、韵、调系统。
第三章 田林宁都客家话词汇比较。包括田林宁都客家话词汇比较和田林宁都客家话方言词考释。
第四章 田林宁都客家话语法特点。主要对田林宁都客家话词汇的语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另外还简单介绍了田林宁都客家话一些特殊句式的句法特点。
第五章 结论
[14]陈海珍.广东省瑶族和汉族健康人群hGSTs基因多态性研究[D].导师：杨杏芬.暨南大学,2006.
摘要:目的
探讨广东省汉族和瑶族健康人群谷胱甘肽硫转移酶T1、M1、P1和A1基因多态性的分布规律，并对其与吸烟、饮酒和饮食因素和家族肿瘤史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抽取广东省连南地区230例汉族人群(男106例，女124例，年龄范围16～65岁，平均年龄39.0±14.4岁)、240例瑶族人群(男117例，女123例，年龄范围16～65岁，平均年龄37.7±14.9岁)，无任何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精神疾患的健康人群进行横断面研究，采用双重-PCR、PCR-RFLP检测方法进行GSTT1、GSTM1、GSTP1和GSTA1基因型的分析，运用SPSS(Ver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瑶族人群GSTT1、GSTM1、GSTP1和GSTA1基因型的分布频率为：GSTM1和GSTT1基因缺失型频率分别为68.4％和47.3％，非缺失型频率分别为31.6％和
[15]刘汉银.南康客家方言语法研究[D].导师：袁焱.云南师范大学,2006.
摘要:南康话是赣南客家话中心片区客家话有代表性的一种，本文讨论了南康客家方言的语法。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简要介绍了赣南客家源流及南康方言特点；二是词法研究，包括了实词和虚词。论文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象声词、副词、介词、助词、叹词等有特色的用法进行了描写；三是句法研究，对方言的述补结构、述宾结构以及一些特殊句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考察了其用法；四是研究了普通话对南康话的影响。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了南康话富有特色的语法现象。
[16]余健华.岭南传统民营造技术研究[D].导师：张兴国.重庆大学,2006.
摘要:岭南传统民居，以其独特的历史人文价值、鲜明的建筑特色、还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原生面貌，在中国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文通过对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进行梳理，并从不同的角度逐步展示其构成特征，尝试通过展示岭南民居聚落的外在表现特征和民居建筑的现状形态，全面与深入的剖析其建造方法和构造特征。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绪论主要说明了对岭南传统民居进行研究的相关内容和意义。
第一章从自然条件和宗法制度两方面，论述了岭南传统民居的聚落选址布局等营造技术特征。
第二章为民居的平面形制及其营造技术：通过分析岭南传统民居的基本尺度构成元素和平面形制的衍变规律等，阐述各民居类型的平面营造技术特征。
第三章根据“外部空间—外部形态—入口空间—内部空间”的空间序列，探讨了岭南传统民居各空间形态的营造技术特征。
第四章从结构体系、屋顶处理及材料运用等三方面总结了结构构造的营造技术特征。
第五章对岭南传统民居的营造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
[17]林楚燕.郊野公园的地域性研究[D].导师：刘志成.北京林业大学,2006.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香港郊野公园规划成功模式的影响,为了实现土地的集约型利用,同时满足市民回归自然的游憩需求,我国部分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城市纷纷开始规划和建设郊野公园。但是由于有关郊野公园的规划理论和内容尚处于探索阶段,导致郊野公园在我国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缺乏科学合理性指导的现象。
郊野公园是根植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生态及文化资源条件下的绿色生态本底环境和生物生长生息的场所。地域性对于这样一个特定场所的意义就在于人类对所栖居环境的存在性、原生性的认同、尊重、保护以及良性的干扰,同时也在于教育与规范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活动。本文以“地域性”为切入点,对郊野公园的理论及规划内容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并就如何营造有地域特色的郊野公园展开讨论,建构“体现地域性郊野公园的理论框架”,最后落脚于深圳马峦山郊野公园,以实例分析来验证理论框架的合理性。
[18]陈思梅.广东海丰“占米话”之语音、词汇比较研究[D].导师：林伦伦.汕头大学,2006.
摘要:海丰“占米话”不属于闽南话、客家话，也与广州话有别，是一种主要分布于粤东地区海丰与惠东两县部分乡镇的比较特殊的方言。关于“占米话”，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一种兼有白话、客家话、闽南话特点又自成体系的混合型方言”(见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dishi/shanwei/sqbl/200406060332.htm)。本文在实地考查了海丰鹅埠、赤石与惠东吉隆、铁涌四镇“占米话”的基础上，以海丰鹅埠“占米话”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内部与外部的描写、比较研究，试图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进行量的统计与分析，再由量的分析结果反过来验证并深化定性分析所得到的结论。
海丰“占米话”在语音上保留了较多粤语成分，若结合词汇系统，则显得比较复杂。
语音方面，它与广州话在听感上的相似性及声韵比较数据所显示出来的高度同一性，跟他们在语音特征上的对应是相适应的。在詹伯慧先生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见该书第109—110页；另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第188页也列有基本相同的9条。)所列出的广东粤方言在语音方面的9个共同特点中，有8条都基本符合；而二者在3477个常用字中，声韵相同的情况占43％，再加上声同韵近者所占比例就高达82％了。同时，“占米话”也有些与客家话相同的语音特点，并显示出受闽南话影响的痕迹。
词汇方面，海丰“占米话”中的核心词部分，与广州话相同者所占比例最大；但在常用词方面，它与海丰“福佬话”相同的词汇所占比例均高于其它二者，而与梅县话相同词的比例则一直偏低。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及比较研究可知，占米话是粤方言在粤东地区深受客、闽方言影响的一支土语。而占米话在语音上保留了较多粤语成分，同时，它与海丰“福佬话”相同的方言词又多于与广州话相同的情况，则再次印证了语音系统的发展演变慢于词汇系统的语言演变规律。研究占米话有助于人们了解汉语方言的演变以及因不同方言相互接触而产生的变异现象。
[19]符丽琴.论中日两国筝流派的差异及其文化变迁原因[D].导师：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2006.
摘要:筝在中国已有2500至3000年的历史了，是地道的华夏传统乐器。早期的筝为五弦，随着时代的发展，筝的弦数不断增加，至盛唐时期十三弦筝趋于普及。此时正值日本的奈良时期(710～794年)，十三弦筝随着中国的燕乐传入日本，成为日本雅乐管弦合奏的乐器之一，称为乐筝。后来一部分流落到寺院和民间，先后形成了“筑紫筝”和“俗筝”，产生了生田流、山田流两派直到现在。
从此筝在中日两国沿着不同的轨迹在发展，日本自俗筝产生之始就形成了流派，并且形制和弦数都没有改变；而中国筝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二十一弦趋于普及，并且学术界对流派开始比较统一的以地域划分并以具体省份命名，本文就中日两国筝流派的差异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比较：1，流派形成的时间规律；2，流派形成的原因和条件；3，流派的部分音乐形态：4，流派的传承。
本文历史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就以上四个方面对中国二十一弦筝和日本十三弦筝所各自形成的流派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通过日本特色文化的形成、两国不同的民族性、日本家元制度以及两国儒家思想的不同核心点等方面解析中日两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所展开的筝乐含义，从而解构这种生存现象后的深层意义和文化变迁原因。
[20]钟洁.成都洛带客家建筑文化研究[D].导师：牟江;杨天海.四川大学,2006.
摘要:成都东山区洛带古镇，地处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界地带，这里聚居着与川人习俗等方面大不相同的客家群体。清时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给四川造成五方杂处的结构状况，也造就了川西独特的客家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洛带的客家群落在方言、民俗和生活方式方面无一不印刻着深深的客家文化烙印，除了表现在生活习俗、语言等文化形态方面之外，还表现在物质形态——“洛带客家建筑”的营造上。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成都洛带的客家建筑较多地保持了客家原生文化特质，特别是其传统民居、宗祠、会馆建筑是较有特色的，因而本论文对成都洛带客家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引出的客家建筑的研究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分析和研究；而且，洛带客家建筑作为四川独特的建筑文化和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伴随着“西部大开发”这一经济战略的实施，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对该地区客家建筑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便成为洛带客家建筑保护与发展规划所必须完成的课题，具有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客家建筑、成都洛带客家建筑文化为背景，紧紧围绕洛带客家建筑具体建筑形态、结合客家民系文化进行分析，试图表达出现存的洛带客家传统建筑的内涵与价值。首先对客家建筑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行描述，进而分析了四川洛带客家建筑产生的地理环境及历史人文背景，试图把握川西客家建筑的演变历史；其次，对洛带现存客家建筑的主要类型——住宅、宗祠、会馆建筑
[21]李文放.广西贺州客家人祖先崇拜[D].导师：刘道超.广西师范大学,2006.
摘要:
客家是汉族的一分支,贺州客家是客家的一部分。贺州客家人大多都是在清朝时从广东迁入的,他们分布于贺州的1区3县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于本地人。贺州客家人民间信仰非常多,而就贺州客家人祖先崇拜信仰而言,就有建宗祠、修坟墓、修族谱、贴堂联、堂号等几个方面内容。
宗祠是祖先崇拜内容的表现之一。宗祠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但到了宋朝才在民间普及开来。宗祠是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宗祠是同族子孙在精神上与祖宗交流,忆祖奉先的地方。宗祠代表着宗族文化,具有强烈的凝聚力、亲和力,同时也有封闭性、排他性等局限。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宗祠的建造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一是受到中国传统风水观的影响。二是受到当时法律的制约。贺州客家人一般都在清朝迁入的,他们的宗祠都是在那时建的,他们的宗祠一般是两开间,只有少数是三开间。贺州客家人建造宗祠的奉祀对象有两种:一是以原籍始祖或较近祖先为对象而建立;二是为入贺始祖或在贺祖先所建。为了维护宗祠的神圣和庄严,保护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续,贺州客家人对宗祠的管理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则。宗祠是祖先神灵在阳间居所,为了表达后人不忘祖先,不忘根本,他们必须祭祠。祭祠要经过准备祭品、祭祀仪式、阐谱讲训、合食会餐四个程序。祠祭过程体现了贺州客家人追思祖先、不忘本根,互助团结,教育后人等方面的内容。
坟墓也是祖先崇拜主要体现之一。贺州客家人盛行二次葬习俗。在入贺州之前,客家人的二次葬习俗已经形成。跟其他客家人一样,贺州客家人受南方民族影响。贺州客家人坟墓具有自己的特点:豪华、立碑、立后主、界阴城等。贺州客家人的墓葬受到风水观的影响。贺州客家人墓碑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墓碑文化可分为碑刻文化和墓联文化。墓碑刻有死者的生平、其子孙姓名(男丁)、墓联、族训族规等内容。而贺州客家人墓联非常多,内容多为赞扬和缅怀之意。墓联分为名人墓联;民间墓联,刻为士绅或为平民。墓是埋祖先骸骨之地,也是祖先神灵真实所在之地。为了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其后人不惜耗费时间和金钱来祭拜。
族谱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谱,并非客家人独有,但客家是一个迁徙形成的民系,怀土敬宗。所以他们十分重视族谱编撰和收藏。族谱利用文字记载列祖列宗的世代派系、迁徙足迹、嘉言懿行、家训族规、墓莹所在等,使之世代相传,不忘根本。修谱、存谱,寄托着贺州客家人的崇祖情结。堂联、堂号是中华家族文化中的一种慎终追远、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崇拜祖先的体现。堂
[22]严飞生.地域文化学的若干问题研究[D].导师：谢友祥.南昌大学,2006.
摘要:近十数年来，地域文化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缺乏。因此，亟待建立一门独立的以“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地域文化学”来统领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学的研究问题众多，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如下三个基础问题：
一、地域文化的内涵、结构及特征。地域文化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地域群体的主观文化认同所形成的“共同的想象体”。它是历史时期的人们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具有地域性、多元性等本质特征。作为历史的动态的文化概念，地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其结构体系也非常多样，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心——边缘”结构。
二、地域文化的划分。划分地域文化既要准确把握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也要遵循文化划分的完整性、适中性、差异性、层次性等原则。由于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等缘故，划分中国地域文化时就不宜以某种单一文化依据如语言、风俗等来确定文化的地域范围，应选用的综合性的指标来划分地域文化。
三、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分化。文化交流与传播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分化。文化地方化是地域文化融合的表现之一，它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影响文化融合、分化的因素很多，族群认同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文化隔阂和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主要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所起的作用在减弱，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文化间的共性在不断增加。
在结语部分，就本文所探讨的几个问题和地域文化学有待解决的问题做了简单的总结。
[23]夏水平.明清粤东石窟河流域的社会变迁与对台湾的移民垦殖[D].导师：房学嘉.南昌大学,2006.
摘要:本文主要以清代粤东镇平县为主，先考察了明后期到清代石窟河流域的历史，试图通过这一历史的考察，说明这一区域是如何成为清代粤东移民台湾人口集中地的，以及移民在原乡的主要分布情况，并通过具体例子展示这一过程。
石窟河是韩江上游的一条二级支流，流经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全境及梅县的一部分地区，属于纯正的客家地区，处于广东省的东北部地区，故常常被称为“粤东”。从明末清初开始，这一区域的开始有人移民台湾，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高峰。清代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移民台湾，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外，与当地的社会整合程度也有很大关系。由于明末清初时期，处于汉化阶段的土著居民的各种“寇乱”、清初时期海上势力的不断深入等，均造成了这一区域人口流动经常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流向台湾，而清代台湾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吸引内陆粤东人前往开发与谋生的条件与机缘。
早期前往台湾垦殖谋生的粤东客家人常常在两地来往。到迁去台湾的粤东客家人在台湾稳定下来以后，开始产生了原乡与移居地的区别与概念，粤东地区也随之成了重要的台籍客家人的祖籍地。原乡与台湾的来往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直到1949年，这种来往中断三十余年后，联系又重新开始。虽然有所谓历史一脉相承，但意义与形式均有所不同，他们所联系的纽带、仰赖的基础也都不一样。
[24]吕德文.圈子中的村治[D].导师：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2006.
摘要:本文是对一个村庄的深度描述,通过对个案村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观察,理解村民的行动逻辑,从而展现一个客家村落的村治模式。
在行动单位的视角下,涧村是一个有“家庭一宗族”双层认同结构的村庄,家庭和宗族是村民的主要行动单位,并在村治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村民按差序格局的规则交往,这使涧村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村庄的特征。
但是,透过圈子这个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观察,可以发现涧村并不是想象当中的封闭的村庄,而是一个开放的村庄,涧村又是现代的。圈子深化了熟人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制造出强大的村庄舆论,构成了涧村村治的基本面相。
由此,涧村村治模式就呈现出多种特征。从村治中的主导力量看,涧村村治是宗族主导型的;从村治中的各种力量的关系看,涧村村治是精英联盟型的;从村庄内外的关系看,涧村村治是内聚性的。
涧村村治研究,一方面构成了对传统乡土中国想象的反叛,另一方面也力图避免当前村治研究中将乡村现象碎片化理解的倾向。另外,它还为经验研究及区域比较研究作了一个有益探索。
[25]宁峰.赣南客家围屋的民俗文化研究[D].导师：杨太.辽宁大学,2006.
摘要: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诗篇。
在江西省赣州市境内,客家民系的围屋民居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博大内涵,引起国内外传媒和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兴趣。围屋的奇特构图,深邃的文化艺术气质,或者说作为一种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使人们超越单纯建筑物的一面,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客家民系的民俗文化。围屋体现了客家民系居住文化的非同寻常的美学追求。客家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灵巧的双手,创造了色彩斑斓的围屋文化,更重要的是,客家人创造了围屋景观得以产生并且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深厚物质、精神基础。
赣南客家围屋,就其造型规模和建筑艺术而言,其渊源来自于北方中原的古宫殿的住宅形式和夯土技术。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里,人们长期过着穴居、巢居、窝棚等生活,经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人们开始认识到圆形空间的经济、结构安全和构造简单,因此曾大量建造圆形住宅。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提高和日渐清晰的方位观念、次序观念和等级观念的形成,圆形住宅难以满足上述要求时,方形住宅出现了,其后圆方形住宅共存,继而在方圆形式上又演化生出明堂形制建筑。在明堂形制的基础上,民居的“四架三间平房”式的建筑出现,它是中国古代所有建筑的最小基准单位。反观客家围屋,其五凤楼构造与四架三间形式有着微妙的联系,同时又继承了明堂的纵横五堂原则。其建筑的形态以方形和圆形为主,强调中轴位置,以此体现中国的封建礼教、宗族制度和儒家思想。
任何建筑物都可以视作其创造者所拥有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特征的体现。围屋是赣南客家民系所拥有的全部文明成果高度浓缩的结晶,它是客家文化最典型的表现之一,是最能全面深刻反映其创造者自身文化的实体。在围屋静态的物质架构底下,包含着客家民系古今全部文明的成果,因此可以将围屋看作是客家文化的高度抽象符号,其价值已远远超越人类居住建筑的抵御风雨、抗击外敌等实用的机械功能的范畴,有着远非纯建筑学所能解释的极其复杂的文化内涵。
在赣南客家围屋中,我们可以从生育习俗、丧葬习俗、休闲娱乐、民间信仰等方面来透视其中的民俗生活与文化;从围屋选址营造的地势、山水、方向崇拜中体味始终萦绕在客家人心头的风水意识;从祠堂、族谱中领略客家人的宗族文
[26]张杨.台湾女性文学场域中的“家园情结”书写[D].导师：樊洛平.郑州大学,2006.
摘要:“家园情结”是普遍存在于中外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文学母题，是人类经历了漫长进化过程后形成的一种古老的、永恒的情结，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衍生物。“家园”作为人心灵的归属地，有着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人们遭受到挫折、漂泊异乡，处于孤独无依的境地的时候，更会对“家园”产生强烈的向往。这种力量一旦受到压抑(如漂泊、放逐)，必然要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情结”。
文化诞生以后，以“家园”借代文化，或者以文化指称“家园”，就成为一种互释关系。以“文化”为内涵的“家园”，从此就跳脱了个体的范畴，积淀为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就是“文化认同”。具体到台湾文学，就是对汉文化，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在外在形态上它表现为：故乡、母亲、心灵归宿、精神依托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富有象征意蕴的意象。由于它既作为个体无意识又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创作者的思想中，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文本的形成。台湾文学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情结，同时，出于多种原因，这种情结在文学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独特性。支撑台湾文坛半壁江山的女性文学创作，更是具有多种多样的思想倾向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迁台女作家到来的台湾女性文学，这种与生俱来漂泊的文学命运，使得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强烈的家园情结。无论是五十年代对故国旧地深切回忆的家园书写，还是六十年代在东西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家园追寻，以及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家园坚守，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涌动下的家园流失，和九十年代以来更为开放的政治话语影响下的家园审视，总结回顾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家园情结”作为文学创作的内核一直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本文意欲从家园情结这一角度切入，阐释台湾女性文学书写场域中的创作状况，并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得出“家园情结”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时表明文化认同的不可避免性和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
[27]张洁.对台“文化统战”研究[D].导师：冯聚才.郑州大学,2006.
摘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的最大功效，是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把具有传承性的根本精神因素“内化”到人的心中。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增加情感和共识，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也是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的一项重大举措。自1978年以来，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其间，有良性互动的态势，也有挫折和坎坷，还有很多隔阂和阻碍，在扑朔迷离的政治关系中，进一步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加强两岸同胞的血肉联系，增进华夏儿女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向前发展，都有着现实的意义。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介绍，指出了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及“文化台独”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文化台独”的反动本质；第三部分着重叙述了两岸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在台湾地区加强中国文化宣传，使台湾民众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目前两岸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使两岸的文化交流更顺畅，发挥中国文化的功能，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28]王福昌.生态·社会·共同体[D].导师：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2006.
摘要:
本文是目前国内外方兴未艾的环境史与区域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课题，关注生态，关注社会。在努力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闽粤赣三边地区的社会历史以及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研究方面有所推进。
首先，本文吸取西方环境史学关爱自然的情怀与理念，引入当前世界环境保护运动中越来越成为共识的人与自然一体、生态与社会统一的共同体论，把过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互剥离的生态与社会重新融入到同一个共同体，不仅视自然生态为人类历史展开的舞台，还视其为一个能动的演员。基于此，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逐次展开。第一章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概述闽粤赣三边共同体的早期历史与特征，认为该地区是一个包括生态、社会诸因素且与外部世界有广泛联系的“闽粤赣三边共同体”。其特质是我国最东南的三省交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晚于周边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远离王朝的主流文化；明清以来加速发展，王朝的主流文化急速嵌入地方的社会生态系统，形塑出客家社会文化景观。
第二、三、四章选取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客家、商品经济、租佃关系和宗族制度四个社会问题，着力从生态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二章把“客家”生成发展的历史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因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人地矛盾相对较小，以向内型的移民为主。随着汉民的不断增加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一个独特的闽粤赣三边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成。在第二阶段，因内部人地关系的紧张，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广东的广州和肇庆二府。这样，土客之间竞争生态资源的经济和文化斗争便随之加剧。于是，本来处于弱势的汉族族群开始塑造自己高大的“客家”形象，所以说，闽粤赣三边地区所谓的“客家”就是一个弱势汉族族群的生存策略。第三章分二节，第一节首先论证了闽粤赣三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盛况，并指出它的发展具有比较浓厚的东南山区特色。然后从闽粤赣三边地区内部生态资源结构、外部市场刺激和山区交通的开辟来追寻其发展背后的社会生态之链。进而审视黄宗智提出的“过密化”观点。第二节再现了明清以来闽粤赣三边地区租佃关系复杂化的情况。文章认为租佃关系是一个由地主、土地、佃农三者组成的系统，包涵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至少是被土地这种自然物中介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第四章探讨自然生态与宗族制度的关系。本文试图跳出过去多从人类社会内部论证南方地区宗族制度在中华帝国晚期反而盛于北方的圈套，从人与自然一体、社会与生态统一的角度来加于思考。文章认为闽粤赣三边地区宗族制度是在自然、国家、社会互动交织中生成和发展的。
第五章从另外一方面选取学术界关注的生态问题进行考察。研究表明，明清以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发展，在地貌的夷平、地方小气候和水土的改良、动植物内部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明清以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人们虽然对生态环境有破坏行为，但又对生态环境采取了保护措施，并对自然灾害也有较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些情况说明了本地区发展所具有的活力。
总之，人与自然统一，生态与社会同属一共同体。自然生态与人的“合作”缔造了闽粤赣三边地区独特的历史。明清以来闽粤赣三边地区社会变迁和生态变迁是社会生态共同体富有活力的整体演替。
[29]李科凤.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音系的比较研究[D].导师：高廉平.西南大学,2006.
摘要:盘龙镇位于重庆荣昌县，是荣昌县最大的一个客家人聚居地，全镇总人口78000人，客家人就有30000人，当地客家人称自己说的话为“土广东话”，实际就是客家话。盘龙镇客家话有声母21个，韵母61个，声调6个；梅县客家话一直被认为是客家话的代表点，有声母18个，韵母71个，声调6个。
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声母比较，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古全浊声母变清，无论平仄都有送气的，但仄声有一部分不送气；梅县客家话无论平仄都读送气音。(2)盘龙镇客家话共有21个声母，比起梅县客家话18个声母多了[t(?) t(?)' (?)]这一组声母和[z]声母，少了一个[v]声母。(3)盘龙镇客家话古泥母在洪音前面多读[n]，古来母在洪音、细音前都可以读[l]，古泥母、来母开始混读；梅县客家话古泥母和来母不混读。(4)盘龙镇客家话舌根音是[k k' x]，而梅县客家话是舌根音[k
k']加喉音[h]，梅县客家话的[h]在盘龙镇客家话里已经腭化。
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韵母比较，主要有以下特点：
(1)盘龙镇客家话开、齐、合、撮四呼俱全，梅县客家话缺少撮口呼。(2)盘龙镇客家话鼻音韵尾[m]并入[n]尾，只有[n]、[(?)]两个鼻尾，梅县客家话[n]、[(?)]、[m]三个鼻音韵尾俱全。(3)盘龙镇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都有入声韵，盘龙镇客家话入声韵韵尾全部演变为喉塞音[(?)]，梅县客家话塞音韵尾[p t k]俱全。(4)盘龙镇客家话有长元音，梅县客家话没有。(5)盘龙镇客家话有鼻化韵，梅县客家话没有。
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声调比较，主要有以下特点：
(1)都有六个调类，但调类的调值有差异。(2)古上声字在今调类的情况有差异。古上声清音字盘龙镇客家话除了读上声，还有少数读去声；梅县客家话除了读上声，还有少数读阴平。古上声次浊音字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基本一致，除了读上声，还有部分读阴平，极少数字读去声；但梅县客家话读去声的字比盘龙镇客家话多。古上声全浊音字在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情况基本一致，除了全浊上声变去声那部分字，还有一部分字读阴平。(3)古入声字在盘龙镇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有差异。盘龙镇客家
[30]王庆.龙潭寺客家话语音研究[D].导师：高廉平.西南大学,2006.
摘要:龙潭寺客家人是清初迁入四川的。自入川以来，延续了客家话的基本格局；同时由于受到成都话的影响，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所见的文献大多称龙潭寺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梅县，但经笔者多次深入龙潭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龙潭寺客家话的语音与梅县客家话有着较大的差异。
龙潭寺客家话有声母23个，韵母56个，声调6个。从历时的角度着眼，将龙潭寺客家话与《广韵》比较，得出龙潭寺客家话语音的古今演变规律，其中声母规律12条，韵母规律16条，声调规律5条。从共时的角度着眼，将龙潭寺客家话与川外的客家话、成都话比较，发现在声母、韵母、声调诸方面既有来自源头客家话的诸多语音特点，也有在成都话影响下产生的语音特点。在川外的客家人聚居区中，与龙潭寺的语音特点一致性最强的是粤东的五华和兴宁。
笔者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语音特点主要与粤东的五华、兴宁两地的客家话接近，另外融进了一些闽西客家、赣南老客的特点，是一个“融合型”的客家话；龙潭寺客家话受成都话影响发生语音变化大致可分为两类：“突变型”和“渐变型”；从音节结构来看，声母受影响最大，韵母次之，声调稍小；龙潭寺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来自粤东五华、兴宁等地；方言岛形成需要四个条件：1、较封闭、稳定的社群。2、较强的群体意识。3、语言习惯。4、有较大的方言差异。
[31]陈心林.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族群性研究[D].导师：宋蜀华;祁庆富.中央民族大学,2006.
摘要:本文是关于我国族群的一项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生发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科学理论，族群理论在应用于我国实际时应该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同时，我国的族群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基础，族群关系与西方也有相当的差异。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试图用具体的实证研究对族群理论作出回应，探讨我国族群状况的特点，以本土的素材丰富和发展人类学的族群理论。
本文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导论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和选题意义。
第一章论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前提，利用相关文献对国内外族群研究的状况作了基本的综述，就其中的一些争论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有关土家族族群性的研究作了简要的评述；论述了我国民族研究中引入族群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作了可操作性的界定；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设计，以及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地方。
第二章以中央政府对土家族聚居区的治理政策为线索，分羁縻时期、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以后时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个阶段，以土家族族群状况的变迁为纲，对土家族地区族群关系的历史进程作了回顾，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介绍了田野调查点的人文和自然背景，分析了其特点，以
[32]田长青.湘南传统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形态研究[D].导师：柳肃.湖南大学,2006.
摘要:
近年来,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传统民居的生存状况面临严峻考验,但由于各地区在民居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对民居类型的考察工作相对滞后,也就因而常常造成一些类型的民居不能够被及时地发现和进行系统地研究,这将极大地影响到对我国区域民居建筑构成体系的考察和研究,本次论文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了传统民居的研究历史和现状、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界定了本文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包括对人的主观营造特征、客观的技术条件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等的综合论述;第三章则是对南北方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进行简明地比较分析,提出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具备南北方民居建筑构成要素的二重性特征;第四章在前面阐述、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的成因,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多重考察和论证,最后得出了其建筑形态形成的五个主要原因:客观环境因素、文化交融的影响、人口流动的影响、礼法与家族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其中最主要的成因是南北方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五章,在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的现有存在状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参与的一个民居保护项目,对民居保护与更新谈了些粗浅看法。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引发对问题深层次的分析,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本文对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的研究,从对存在特征和形成因素的探讨,证明了湘南外庭院内天井式民居建筑的作为南北方民居建筑过渡类型的双重性特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3]温春香.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D].导师：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赣南三僚村为个案，对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文章以三僚曾、廖两族千年的发展为线索，着重分析讨论三僚曾、廖两姓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宋元时期是三僚风水术积淀阶段，及至明清，以廖均卿、曾从政选址十三陵为始，三僚风水术成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代表，并使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得到广泛传播。作为风水世家，两姓各自立祠祭拜杨公，并围绕风水不断营建村落空间。风水作为乡民自觉的信仰，在宗族生存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4]王立芳.近代新加坡神庙与华侨华人社会[D].导师：詹冠群.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本文以近代新加坡华人神庙和华侨华人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基本理论为方法论指导，并附以大量插图、表格。对神庙与近代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的帮派性、秘密会社、华侨社团、华侨教育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帮派性渗透在神庙建立、发展过程中；秘密会社曾在神庙发展历程中发挥过重大影响力；神庙具有诸多类似地缘性社团的功能和管理机制，从而证实相当数量的神庙和后来的地缘性社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以崇文阁为典型在神庙的依托下的学校为早期华侨子弟接受中国教育做出一定贡献；神庙建筑本身、迎神和敬神活动、神庙内的匾额和对联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使神庙担任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传播载体。本文进而从整体上探讨神庙在近代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并证明神庙在新加坡华侨华人中存在的价值。
[35]黄邦恩.厦泉漳龙旅行社区域合作探讨[D].导师：袁书琪.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特征，是区域旅游合作蓬勃发展。2004年年初开始，福建省厦门、漳州、龙岩三市率先行动，开展区域旅游合作，打造“厦漳龙无障碍旅游区”。2005年年初厦门、泉州、漳州三市旅游管理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启动建设闽南金三角城市旅游联盟。至此，厦泉漳龙区域旅游合作正式形成。
本文从区域旅游合作中抽取最具意义的旅行社区域合作方面内容，以“厦泉漳龙旅行社区域合作研究”为题，构建厦泉漳龙旅行社区域合作的框架内容，以期丰富旅行社区域合作的理论和达到指导厦泉漳龙旅行社区域合作实践的目的。
本文在系统研究旅行社区域合作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总结出厦泉漳龙旅行社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合作原则，以及旅行社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协调与决策机制、旅行社联合机制、市场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和规则约束机制，提出旅行社区域合作的途径，包括战略联盟、特许经营、设立分社和跨地域设立门市、并购重组、行政组合和区域内外联合，并据此构建了旅行社区域合作的系统。
本文还根据厦泉漳龙实际情况，提出旅行社区域合作措施，主要有开发合作旅游产品、联合推广区域旅游形象，树立区域旅游品牌、旅游电子商务合作和人才交流培训合作。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主要有政策法规保障和管理机制保障措施。
[36]郭唯.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及其电视媒介策略[D].导师：袁书琪.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闽西客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但旅游形象不突出，旅游品牌缺乏竞争力问题使其在旅游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本文在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旅游形象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旅游地理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根据旅游形象设计的一般原理，对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形象进行定位，构建了一个包括理念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和行为识别系统等较为全面的旅游形象系统；然后进一步探讨了如何运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旅游形象的宣传和推广。
[37]黄映琼.梅县方言语法研究[D].导师：高廉平.西南大学,2006.
摘要:梅县方言是客家方言的代表点，有声母16个，韵母72个，声调6个。
本文主要描写了最能体现梅县方言语法特点的构词法和句法。构词法包括重叠式和附加式。重叠式描写分析了名词、形容词、动词、数词、量词、拟声词等的重叠形式及其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附加式介绍了“阿”、“老”、“成”、“论”、“打”、“欸”等词缀的用法。句法则分别介绍了处置句、被动句、受事前置句、比较句、有字句、添字句这六种特殊句式的结构特点和具体用法。通过与其它客家方言及一些相关汉语史材料的比较，我们可以领略到梅县方言语法的主要特色。
[38]曾丽舞.广东梅州客家文化中油画的现况与发展探索[D].导师：刘沛沛.西南大学,2006.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凝现，也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内在质的深层结构。客家，是汉族中一支优秀民系。客家文化是祖国优秀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州，是全球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是全球客家人的心灵家园。由于它自身特有的文化背景，加上客家人聚居地天然的地理条件，“客都梅州”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堪称世界建筑一绝的围龙屋为代表的独特客家民居。
利用油画这种文化载体性来体现和传承客家文化的发展，本文试从考察梅州客家文化方面出发，通过剖析梅州客家文化中各类艺术及油画发展现状，探索客家文化对梅州油画发展的价值，从梅州客家文化角度提出：(一)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发展梅州油画艺术。(二)对梅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油画本身所承载外来文化的融合统一，是梅州当代油画发展、创新的前提。(三)运用文化表现力，创新当代梅州油画。(四)充分利用油画语言的特性，站在梅州客家民系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油画艺术，传承客家文化，进而促进梅州油画的发展。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广东梅州概况与梅州客家文化考察；二、梅州各类艺术发展现状；三、近年来梅州油画发展现状；四、梅州油画发展探索。
[39]温美姬.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D].导师：徐莉莉.华东师范大学,2006.
摘要:客家方言古语词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考释数量有限、考证本字不一、总体研究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客家方言的代表梅县方言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古语词进行专门研究。
文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二章，是从音义两方面入手，结合古代文献，对梅县方言古语词进行分类考释。共考释梅县方言古语词482个，其中“天文”类词语7个；“地理”类词语9个；“时令时间”类词语14个；“农事农具”类词语7个；“植物”类词语6个：“动物”类词语17个：“房舍建筑”类词语5个；“器具用品”类词语16个；“称谓”类词语8个；“亲属”类词语19个；“身体”类词语15个；“疾病医疗”类词语16个；“服饰、穿戴、裁缝”类词语11个；“饮食烹调”类词语14个；“红白大事、风水迷信”类词语34个；“日常生活”类词语17个；“讼事”类词语2个：“交际”类词语20个；“商业钱财”类词语6个；“文体活动”类词语2个；“动作、判断”类词语152个；“性状”类词语52个；“位置”类词语5个；“代词”类词语5个；“量词”类词语7个：“拟声词”类词语3个；“副词、介词、助词等”类词语13个，并查检了这482个古语词在外区方言的表现，同时也随文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古语词当代大型辞书在处理上的失误。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是对梅县方言古语词进行总体的研究。第一节是对梅县方言古语词作历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梅县方言古语词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语词沉积下来的结果；它们在意义和形式上都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从各历史时期古语词的数量比较看，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语词多，隋唐五代时期和宋代的古语词也较多，这跟客家先民的迁徙史有关，也跟客家方言的形成历史有关。第二节是对梅县方言与外区方言共有的古语词的总体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梅县方言与外区方言有不同数量的共有古语词，其中，与同客家方言关系密切的有历史渊源的方言共有的古语词较多，与同客家方言关系疏远的方言共有的古语词较少；与长江以南的方言共有的古语词较多，特别是与闽语、吴语、粤语、赣语共有的古语词尤多，而与长江以北方言共有的古语词较少。
[40]邓晓华.汉藏语系的语言关系及其分类[D].导师：尉迟治平.华中科技大学,2006.
摘要:
许多语言及方言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语言分类方法,凭经验作定性分析,无法作语言之间亲缘距离关系程度的数量描述。因此相关结论的可信度均值得重新商榷。本文的目的是根据计算语言学的原则,利用计算机手段以及分子人类学和词源统计法等先进方法,对汉藏语系的语言及方言的发生学关系做出科学的测定和分类。运用距离法和特征法来描述语言之间亲缘距离的程度,全面且系统地评价汉藏语系的语言及方言的亲缘关系,从而作出科学的分类。所使用的数理树图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所有语言的相互关系,并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例如预测不同词的变化速度和替换方向以及计算出中国的语言及方言分裂的年代。本文的意义在于建立起中国的自己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的数学模型,建立基于语言遗传信息的系统树与基于生物遗传标记的系统树的亲缘距离以及地理分布的距离的比较研究基础。这是运用计算语言学结合遗传学来处理中国语言信息的开创性研究。
本文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及分子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的语言及方言作出数理分类以及亲缘关系程度的描述,并通过树枝长短来表示距离关系。显示汉藏语系的语言及方言的类簇和分级层次。同时计算出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时间深度,并分析其形成过程。
研究发现一种语言中的不同的词汇范畴具有不同的变化程度,即使是基本词汇的变化程度也不能假定为一种相同的值的理论。Swadesh的词表虽已成功适用于世界上上千种语言(“罗赛塔计划”Rosetta Project),但却无法以中国的语言来验证。本研究认为Swadesh的100词可以用作汉藏语系的语言及方言分类的标准。本文具有语言理论上的贡献。
从分类的结果看,更正了一些传统的错误分类,对解决学术界长期以来因传统分类引起的争论,提出了更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如畲语的归属;研究证明白语、羌语、土家应当分别独立为一个语支;临高分别跟黎和壮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传统的分类都认为临高话只跟壮语关系最近,而与黎关系最远,临高与黎体现为不同语支之间的关系。
从语言进化树形图的结构变化,提出应当重新检讨传统的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谱系分类的框架,即仅仅只在一个语言的平面上,人为的划分语族、语支、语言、方言;这种方法太过于简单,并已过时,体现不出语言的分层和整体结构。从树图看,语支这一层次不是固定不变的,呈动态状态,而且是多层次的,即不止一个语支,树图的每个分离点都可等同于“语支”的位置。语言进化树形图能够改进传统的分类理论,更好的反映语言的分层和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采用每千年保留率的平均值的计算方法,不仅仅计算出每对语言的分离时间,而且计算出树图各个分离点的分离时间。其结论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一致。我们的计算结果不同于许多语言学家已有的看法。希望揭示东亚语言与民族演化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
认为南岛语族生活在以华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约4000B.P.开始分离,并经东南沿海或西南-中南半岛向台湾及南洋群岛扩散。
研究发现南方汉语方言具有“地域共同传统”,即一个地域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语言学主流研究中的“汉民族中心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传统的历史语言学主要依据由专家知识出发的系统化经验法则,重建“想像”中的古代语言。但并无法直接验证。与传统分类相比较,虽然材料和方法不同,但分类的结果与传统分类大致相同,并能发现传统定性分类的缺陷。与传统语言学研究不同在于:这种方法可以用公式来推导,并可反复使用和验证的。这对解决长期以来的学术界因为传统的分类而产生的争论,提供一个数理分类的样品。而其成功的范例的研究方法,可推广至更多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
[41]徐德培.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语言特色研究[D].导师：周光庆.华中师范大学,2006.
摘要:红色歌谣,是研究近代革命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时代背景;第二部分: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表现手法;第三部分: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用词造句的特点;第四部分: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表达效果。
[42]李诠林.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D].导师：汪毅夫.福建师范大学,2006.
摘要: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载体有汉语文言、国语(白话)、方言(客家语、闽南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和日语等多种样态。本文尝试从文本创译用语的角度构建台湾现代文学史，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台湾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独特的语言转换现象。
本文以语言转换为经脉，以台湾光复为界限，将台湾现代文学史分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和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1945．8．16-1949．5．20)两个大部分(上下篇)进行论述；其中日据时段部分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37年6月日据当局废止台湾中文报刊及报刊汉文栏之前与其后)。并按文学本体与文学外围文化及两者的融混共生形态(主要表现为文艺论争)将两个大部分(上下篇)分别划分为文学外围书写、文学的内部考察、文学内外的纠葛缠绕三个论述角度与层次。
文学外围的社会制度等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和外围书写(如流散写作)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映摄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意涵。
文学内部的边缘书写(如女性文学、地下写作、民间写作等)、语言转换(如中——日文间的转换、文言——国语间的转换、方言——文言及方言——国语间的转换等)、文化隐喻(如叙事结构的隐喻、人物形象的隐喻、背景的隐喻等)则显示了台湾文学追求进步、坚守中华文化的韧性抗争精神。
日据时段的文艺论争与光复初期的文艺论议组成了文学外围事象与文学内部事象沟通的桥梁，实时控导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本质发展方向。
经过对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周边文化、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全方位扫描，本文认为，边缘书写、语言转换、文化隐喻，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韧持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最具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