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为客家族群的演进提供的解释（摘自华南理工大学廖文博士学位论文《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客家文化传承论》）
按 本文摘自华南理工大学廖文博士学位论文《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客家文化传承论》第三章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及文化的多元演进之“一 客家族群的多元演进”之“（一） 现代医学提供的解释之路”，供读者参考，并向作者致敬！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及文化的多元演进
一 客家族群的多元演进
（一） 现代医学提供的解释之路
如果从 1808 年徐旭曾先生《丰湖杂记》的发表算起，关于“根在河洛”还是“土著”的族属之辩、迁移路线及时期界定的争论，至今已逾两百年。
而如果要用一个具有终结性的、盖棺论定意义的方式来解决争论，现代医学科学的遗传学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证据来源。科学能解决有客观现实基础的问题，且基于严谨的实验程序和科学化的方法，其基本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由此一些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如分子人类学，成为研究领域的新宠。
中科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客家人与国内19个群体的遗传距离计算调查。该调查以广东梅县卫生学校学生 200 人（男 89 人，女 111 人）为对象。被调查者的父母双方上溯三代均为客家人。从每人各取静脉血 5 毫升，离心，除去血浆，红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三遍后配成 3%一 5%的红细胞悬液，进行定型实验。进行红细胞血型 ABO，MNss，Rh，Kidd，Duffy，niego，Xg，Lewis 及 P 等血型系统的分布分析。结果表明，与客家人遗传距离最近的是福建汉族、贵州汉族、湖南苗族及广西侗族，其次为河南汉族、黑龙江汉族、陕西汉族、福建畲族及上海汉族，而与云南白族、辽宁满族、甘肃汉族、内蒙汉族、广西瑶族及四川彝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与客家人遗传距离最远的是广西壮族、湖南土家族、海南苗族及海南黎族。（郝露萍.杜若甫.客家人的红细胞血型分布[M].人类学学报.1993（08）：256-260）
与梅县客家人遗传距离最近的是福建汉族、贵州汉族、湖南苗族和广西侗族。客家人与这四个群体的遗传距离都小于 0.01。通过历史记载的客家人迁徙路线进行分析。客家先民在公元 880—1126 年间就迁移到了江西、福建一带，以后各宗族经过多次播迁逐渐移居到现在居住地。遗传距离分析证实客家人与福建汉族的遗传距离很近，这与客家谱牒资料相吻合。贵州汉族绝大部分也是陆续从北方迁去的，尤其以从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迁去为多，这与从客家人起源与迁移所经过的地区是重叠的。分布于客家人起源与迁移所经过地区的湖南苗族与客家人的遗传距离较近，但处于相对比较封闭状态的海南岛苗族与客家人的遗传距离却甚远。同是苗族，湖南吉首的苗族与海南岛的苗族的遗传结构却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他们分开较早，在分开以后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间已有相当大的分化，存在较大的遗传差异。在客家人源流的研究中从未见到侗族与客家的关联，但分析结果表明，侗族与客家的遗传距离却很近，和湖南苗族、贵州汉族相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索。
与梅县客家人的遗传距离较近的群体是河南汉族、黑龙江汉族、陕西汉族、福建畲族和上海汉族。他们与客家人的遗传距离都小于 0.13。梅县客家人自己认为祖先来自河南。从调查结果看，除在地理位置上离梅县较近的福建和贵州的汉族外，遗传距离最近的汉族就是河南汉族。在清朝中叶与末叶，由于“京旗移垦”和“开禁放垦”，河北、山东及中原地带大量汉族人“闯关东”，这可能是黑龙江省与广东梅县的地理位置虽较远，但黑龙江省汉族与广东客家人的遗传距离却不太远的原因。陕西汉族与客家人的遗传距离较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家先民来源区域的“河洛一带”包括现陕西省。
梅县客家人与福建罗源县的畲族人的遗传距离也较近。关于畲族的族源，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外来学说。认为畲族先民在公元二世纪——五世纪还居住在长江中游，后南迁至广东，又从广东迁徙至福建。第二种是土生学说。认为畲族是早年居住在闽、粤、赣交界处的百越人的后代（施联朱，1987）。客家人与畲族的遗传距离较近，说明不论在畲族南迁过程中，还是在粤、闽、赣长期居住的过程，与客家人相互间有过较多的基因流动。客家人与上海汉族的遗传距离也较近。这或许是因为客家先民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苏北等地，另一方面，上海居民是近二、三百年来，自各地迁入的，尤其从江浙、安徽、湖北和湖南等长江流域迁来的也不少。
客家人与云南白族、广西瑶族、四川彝族、甘肃汉族、内蒙汉族、辽宁满族的遗传距离均较远，而与广西壮族、湖南土家族、海南苗族及海南黎族等民族遗传距离均甚远。对于瑶族和畲族的关系，史学界及有些民族学者认为畲、瑶或同源、或畲为瑶的一支，或据史籍记载：“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施联朱，1987）。在清代，粤、闽两省地方志中，也多认为畲民是“徭族”或“徭人”。清末以来编修的畲族宗谱和祖图中，畲族人往往也自称为“徭人”或“徭家’（施联朱，1987）。据宋代记载，今梅州地区“主为畲瑶，客为汉”，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瑶族与畲族同样与客家人有很大程度上的融合。通过调查，客家人与瑶族的“融合”较少。总体而言，客家先民从河洛一带南迁及定居后，与定居区域周边原有的如湖南的苗族、广西侗族以及福建畲族的先民可能有相当程度的融合。而与湖南的土家族及海南的苗族和黎族遗传距离则最远。1该研究基于血液构成系统对人群的“血统”分析在客家研究学界中可谓是“石破天惊”。对于许多研究学者而言，这指出了一个通道——客家族群的血统构成，或许并非如“传说”中的单一，“多元”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比率。也正因此，之后的“土著说”也藉此找到了“科学立足点”，由客家族源的“多元”性认定客家人主要缘起南方“土著”。
医学研究及其成果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其后，随着科技尤其是基因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染色体的研究在揭示族源这个问题上更是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最典型的就是对人类男性 Y 染色体的研究应用。
人类 Y 染色体是 G 组近端着丝粒染色体，无随体结构，是男性的特征性染色体。Y染色体是人类仅有的单倍遗传的染色体，它的大部分区域（约 95%）不与 X 染色体发生重组，此区域称为非重组区或男性特异区。近年来研究人员在 Y 染色体的非重组区，发现了许多特殊的多态位点。这些多态位点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突变率的双等位基因，代表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还有一类是高突变率的多等位基因，它又包括卫星 DNA、小卫星 DNA 和微卫星 DNA，后者又称为短串联重复序列（STR）。Y-SNP 的突变率低，一个位点通常只有 1 次突变，也不易受重组的影响，因而是进化事件的忠实记录者，可以鉴定稳定的谱系关系，其所构成的单倍型组保持完整，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世界人群的历史、进化和迁移模式，且其密度高、代表性强、遗传稳定性高、易于实现分析的自动化，因而又广泛应用于遗传疾病、药物学、法医学研究等各个方面。Y-STR 可以检测发生在更近时间内的种系发生事件，并且可与 Y-SNP 联用以推断其变异率。
Y 染色体非重组区多态（特别是单核苷酸多态性和短串联重复序列）由于具有许多优势，发挥着其他标记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是研究群体起源和迁移的理想工具。通过对 Y 染色体非重组区多态及其在人类学中应用价值的研究，尤其对 Y 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和短串联重复序列的特点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 Y 染色体非重组区多态在鉴别民族的起源和迁移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准确度和可操作性，必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张永科.Y 染色体 SNP 和 STR 多态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M].医学综述.2007（13）：1925-1927）
人体有 46 条染色体，其中 Y 染色体只有男性有，是由父传子的，对 Y 染色体进行DNA 的检测分析，能很好揭示人们父系祖先的情况。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关系体系及其表象上的姓氏传承关系相同。通过检测可追踪检测对象的父系宗谱。正是因为 Y染色体的这种特殊性，对于不同民族、族群的父系起源问题具有非常“精准”的特点。这成为一个研究的富矿，国际上对于 Y 染色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如对犹太人的相关 Y 染色体研究结果表明，犹太人族群的基因与地中海地区的库尔德人、叙利亚人以及巴勒斯坦人都比较近似。科学家斯科雷吉（Skorecki）及其研究组成员认为，“据我们研究的犹太人和中东非犹太族群的标本体现出的高度近似性而言……可以证实他们拥有同一个中东地区的先祖的假说。”（Skorecki， K; Selig， S; Blazer， S; Bradman， R; Bradman， N; Waburton， Pj; Ismajlowicz， M; Hammer， Mf. Y chromosomes of Jewish priests.. Nature. Jan 1997， 385 （6611）： 32. doi：10.1038/385032a0. ISSN 0028-0836. PMID 8985243.）而另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超过 70%的犹太人男性受检者和一半的阿拉伯人男性受检者（均为以色列地区居民）均从数千年前的同一位男性祖先那里遗传得到了相同的父系基因。这一结果与圣经中有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拥有相同祖先的记载吻合。在以色列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约有三分之二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些先祖大约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中东地区，而且至少有三个人以上。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支中被发现含有极少在犹太人基因中出现的两种单倍体，这说明巴勒斯坦人曾与域外民族发生过大规模混合或基因突变。（Nebel， Almut. High-resolution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of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Arabs reveal geographic substructure and substantial overlap with haplotypes of Jews. Human Genetics. 2000， 107： 630. doi：10.1007/s004390000426.）
本世纪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对福建长汀的 148 个客家男子做了遗传分析。从父系遗传的 Y 染色体 SNP 的主成分分析看，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又偏向于苗瑶语族群中的畲族，不同于其他南方汉族偏向于侗台语族群。混合分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 80.2%，类畲族结构 13%，类侗族结构 6.8%。各族 M7 个体 Y-STR 单倍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湖北，其一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应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 区段 9bp 缺失频率为 19.7%，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与客家话中的苗瑶语特征相印证，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李辉.潘悟云.文波等. 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J].遗传学报.2003（09）：873）
2010 年 10 月，福建省宁化县政府、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和汇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启动了客家基因族谱项目。项目方在宁化收集了 100 多份客家人的样本，在台湾、马来西亚、香港、广东、江西等地也有很多客家人参与了“客家基因族谱”的检测。2011 年 8月，项目方完成数据库的构建，客家基因族谱项目获取了多个姓氏的 1000 多个样本，对照族谱，用遗传学方法分析了 100 多个传统的姓氏的血缘起源，通过将样本的基因家谱进行科学的“祖先分析”，以及与世界上广泛的基因家谱和分子人类学数据做比对，在解读基因的同时，把基因、姓氏、家谱和历史结合起来，采取系统和细致的取样方式，解读参与者的源流。在 2011 年第 17 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上，项目方举办了成果展览。以下为项目组提供给本人的部分资料摘录：
项目组检测了客家祖地宁化境内的 105 个姓氏 393 个样品，因为其中一些姓氏有不同的血缘来源，因此项目组总共获得 279 个不同血缘家族的样本。在这些样本反映绝大部分（近三分之二）的样本其父系血缘来自北方中原汉族，小部分来自百越族群和苗瑶族群（畲族）。福建宁化传统大姓，比如伍、罗、曹、张、巫、伊、刘、王、马、李、孙、郑等等，都是来自北方。宁化北片的水茜、安远、泉上一带的姓氏家族的父系血缘中，百越人起源的占了相当的比例（29%），这一带的大姓如廖、傅、潘、唐、章、柳等姓的祖先都是百越人。汉代在福建北部百越人建立了闽越王国，宁化的北片靠近当时闽越国的地区，可能受到了闽越国的人群和文化的辐射影响。 客家基因族谱的分析以科学证据支持宁化石壁的“客家祖地”的地位。石壁各姓氏的父系血缘中，中原汉人起源的比例（75%）远远高于宁化的其他区域（65%），尤其高于宁化北片的水茜、安远、泉上一带（59%）。在这么狭小的地理区域里，能形成这么大的血缘成分的差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某个历史阶段，大量中原汉人涌入了宁化石壁这个狭小区域，形成了人口的绝对优势。
……
伊姓在全国范围是个小姓，人口排名 239 位，但在宁化却是一个大姓。客家基因族谱通过对宁化伊姓人士的基因检测，揭开了宁化伊姓来源的线索。族谱记载，伊姓的祖先在唐末迁入宁化。伊氏家族人才辈出，有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伊秉绶。族谱记载，伊姓的始祖是商朝的贤相伊尹，世代居住在河南开封府陈留县，唐末避乱迁入宁化。客家基因族谱收集和分析了宁化境内伊姓人士的样本，基因家谱的结果表明，伊姓的 Y 染色体属于一种特别的 R1b1a2 单倍群，而这种类型是白种人特有的。这个基因类型的人目前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西班牙一带，占到人口的 80%以上。这个人群在中亚和西亚也有一些分布，比如俄罗斯境内的巴什基尔人和土耳其人。属于这种基因类型的人都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对于该伊姓始祖的来源，或许是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或使者。或许是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塞外胡人进入中原。如史书记载，北魏时期有一支鲜卑贵族伊娄氏改姓为伊，所以，宁化的伊姓可能是出自鲜卑族的这一支。到了唐朝，伊氏家族已经居住在中原地区。到了唐末的战乱时期，伊氏的祖先又从河南迁到了福建宁化，成为了客家人的一部分。
巫罗俊在隋末唐初统领民众开发宁化地区，建立了宁化的前身——黄连镇。他是宁化巫氏、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巫姓的始祖。巫姓是客家人的大姓，子孙已经远播世界各地，各地族人常设家庙祭祀巫罗俊公。
巫罗俊的身世和来历，族谱中的常见说法是，巫氏世居山西平阳，南北朝时辗转来入闽至剑津，隋末巫罗俊随父亲迁入黄连峒。然而，也有历史学家谢重光质疑，认为当时的黄连峒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想成为他们的领袖，除非巫罗俊自己就是当地土著。
基因家谱的检测表明，宁化巫姓的 Y 染色体属于 C3 单倍群，这种类型的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中分布的比例最高。属于这种类型最著名的家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族。由于巫姓具有这种基因类型，我们就可以推论知道巫姓的祖先最早是居住在塞外草原的民族，巫罗俊不是南方的土著，而是从遥远的北方辗转迁来的。这与众多巫氏族谱是一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支塞北草原上的骑射民族进入了中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融入了汉族。巫氏祖先很可能就是这一阶段进入中原成为了汉人。到了隋朝，他们在中原已经生活了很多代，由于战乱又辗转南迁，直到迁入福建地区。这与族谱记载的巫罗俊祖上由山西迁至山东，又因战乱迁至南平的历史，是吻合的。
如果草率对目前起步不久的对客家族群族源的分子人类学调查的初步成果进行定性的分析，则势必又大而化之老调重弹：客家族群的形成是中国长期的民族大融合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客家人逾一亿，如此少的样本显然无法对客家族群的形成作出清晰、完整的科学描述。但是仅就现有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成果样本来看，意义却是非常明显的。客家族群的祖先来源情况与现有的族谱资料及田野调查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信息是吻合的。其中最重大的意义是，量化的结论具有显然的科学性，使各执一端的理论必须要进行适度的修正。其中宁化、石壁一些典型案例的检测结果形成了显著的“南迁”及部分“土著”证据链条。此外“有唐山公，无唐山嬤”的俗语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许多客家人迁入区往往一开始就是以男性客家人迁入为主。之后必然存在着与少数民族通婚现象。由于汉文化传统只认父系始祖和姓氏，以及强势的语言文化，这些“唐山公”的后代自然被认为是“汉人”。这一群“汉人”血统中的母系基因和北方汉人差异很大就可以显著说明这个事实。对这种结果的修正是否就是“融合论”则有待商榷。因为其中显然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原南迁的“汉人”，其实已经是经历了充分民族融合过程之后的群体。这已经超越了“血统”与“种族”进行了“融合”。尤其是巫姓案例中与族谱记载相吻合的迁移史则可以充分说明在近千年的生存、迁移、发展中，“融合”不仅超越了狭隘的“血统”与“种族”的范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之上的创新发展。用个案似乎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进一步的论断有待于足够的样本数量支持下的科学检测数据的支持。在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下，如果停留在既定的“民族论”的基础上阐发新思维或者以今论古，则是学术追求的一种倒退。在上个世纪，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中西文化糅合色彩和诉求的“民族”、“民族融合”、“族群”等概念及其衍生的文化思想才出现并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这使一些研究呈现出一种掐头去尾，拿住一段进行循环论证的现象，这显然不合适。
创新发展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具有“形而上”的色彩。作为族群信息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族群得以凝聚的客观存在。尽管文化是长期发展过程中族群内部形成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当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征”，则必须是在非本族群的相互比较之中凸显的。且当时代提出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时，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文化回应。这也是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族群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视角的主要原因。
从外部的文化发展形态的角度，怀特（Leslie Alvin White）、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沙赫林斯（Marshall D. Sahlins）、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等美国人类学者提出适度的“文化进化论”，彻底扬弃了普遍的“文化阶段”之说，把文化进化看成是一种多元的线性组合发展过程，是由许多发展路径勾连而成的，而这些路径是模式不一、“长短”各异的。我们把研究视域缩小到客家族群，就会发现虽然没有一种路径适应于所有宗族的明确的文化发展过程，但族群、民族在一般条件下总是要发展的，族群内部各宗族、各区域、甚至个体的发展成就，为全族群提供了机会，使之能够更加适应于环境，从而改造环境，并且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通过迁移、定居、发展，客家族群与客家文化必然是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生事物。这个新生事物具有演进上的优势。在这种意义的前提下，客家文化的全部内容，可以且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前客家文化”向“客家文化”一元化进程的结果。正是历次“南迁”的移民运动与“南方”这一特殊场域的共同作用，孵化了客家族群及其文化。这也成为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汉族内部族群发展的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