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

（文图无关）

(一)问题的提出

客家人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汉民族生生不息、根深叶茂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客家人以其在语言、民情、风俗、文化等诸方面有着显著的特征和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形成一支重要而且特殊的民系，显示出中华民族文脉纵横、源远流长的博大气派。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客家人总是与汉民族、华侨、华人血肉一体，分布在国内外，成为当今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国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四川、湖南、广西、台湾等省区，国外的则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根据香港崇正会在1970年所作的统计，以及1973年《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实录》的记载，全世界人口中客家人共有4500万人左右,其中有700万人散居世界各地，占广大海外侨胞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至于海外有“无客不成埠”的说法。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对长江流域和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开发，对华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对汉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壮大和汉文化及中原文明的传播、发扬、光大，尤其是近代以来，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作出过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客家优秀儿女英才辈出，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富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浪潮中，客家人依然是时代的骄子，建树不凡，功勋卓著。如当代亚太地区涌现的“四小龙”，客家人在其中的作用不仅为世人首肯，而且还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无论是在以往的历史岁月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对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是对整个人类，客家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客家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

正是由于客家民系在汉民族共同体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突出贡献，从而使得客家研究在近百年来不时地引起国内外民族学界、社会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民俗学界、历史学界和文化学界的普遍关注。大致说来，从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客家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868年至1904年。这期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以及客家人在这次起义中的重大作用，加之广东西路土客纠纷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客家问题首次为世人所注目，前后曾有三十多位中外学者对客家人的历史、语言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尽管这些探讨都是十分零星的，且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甚至曲解，有的甚至是恶意的中伤，但是把客家问题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特殊现象来进行学术探讨，毕竟由此开始。

第二个时期是从1905年至1919年。这期间，由于教科书上误把客家人作为非汉族人，从而引起客家人士的不满，于是纷纷组织研究团体，阐述客家源流，追溯客家与中原汉族的渊源关系，这是客家人对自己民系作独立、系统的研究之发轫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从1920年至1930年。 当时，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近代西方的学术在中国广泛传播，近代的人种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也相继传入中国，并为一大批中国学人所掌握。于是他们便运用这些新兴的学科，研究中国的人种和民族，其中也包括对华南地区客家民系的调查与研究。

第四个时期是1930年以后。 中国学术机构开始对客家民系作现代学术上的探讨，并开始把人种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各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融通起来，用之于客家问题的研究，使得客家问题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1930年，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顾颉刚、洪煨莲先生，商请罗香林先生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两年后罗香林与史蒂芬先到广东测验人种调查客家文化。稍后，罗香林先生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和香港东方研究院院长，致力研究客家问题，并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二书。这两部著作的间世，标志着我国的客家问题研究已由草创阶段进入到发展时期，而罗香林先生也因此成了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在这以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各种研究成果也纷至沓来。除了前述罗氏的两种著作外，影响较大的尚有陈运栋的《客家人》、古直的《客人对》、罗蔼其的《客方言》等。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世界学术界有关客家人的各种论著已不下300部(篇)。至此把客家问题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构建系统的客家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终于被提到了世界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遗憾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客家问题研究由草创阶段走向学科建设和独立发展之时，我国大陆学术界在近半个世纪来，不论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科研队伍，还是系统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均处于迟滞状态，无所建树，其间虽有一些零星分散的研究，但大多数止于就事论事，很少触及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其研究水平，尚难超过罗香林先生当年的水平。直到今天，有关客家学的学科范畴、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从严格的学科定义来说，客家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之需，客家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同人的广泛关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室、北京客家联谊会、深圳中国客家研究会以及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等众多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纷纷成立，《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客家人》等学术杂志的相继问世，无不表明客家研究正在我国蔚然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全面地吸收近百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关客家问题研究的成果，科学地构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研究范畴，总结客家学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文化界一项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

(二) 客家学:一门亟待建立的新学科

前文已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几乎从未间断，研究成果也堪称丰富，而且推陈出新，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或在搜集史料、识别源流方面，或在客家民系的鉴别及客家历史、语言、民俗等分析方面，均有所建树。这确是一件令人欣喜振奋的大好事。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研究成果远不足以涵盖客家民系千百年来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从研究的时间性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客家民系的迁徙和形成方面，而对客家民系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论证较少。其次，从研究的广度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国内客家方面，尤其集中在粤东客家方面，对分布在海外的客家人尚少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再次，从研究的深度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表面的、个别的、辩论性的研究阶段，尚未上升到系统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阶段。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该学科沿着共同的逻辑程度，在两个方面的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拓展，但是，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

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揭示事物的实质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的客家问题研究，大多数都停留在探讨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上，而客家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由于时代的局限，一时间尚难顾及。这恐怕也是近几十年来客家问题研究水平发展较缓慢的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主张把客家问题当做一门独立的学术进行研究，并提出“客家学”(Hakkaology)这一学科概念。所谓客家学，就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问。依循这一界说，客家学的内涵应该是: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揭示这一民系的发展规律并科学地预测其未来趋势。客家学的外延则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学、民族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的关系，分析客家人的民系个性和特征，揭示这些个性和特征在文化人类上的意义，进而科学地论证客家民系对汉民族、对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原因。

从客家学的学科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来看，客家学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它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但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它是一门融汇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里，我想谈谈把客家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通过对客家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这种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心理情感诸方面的个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汉民族发展史上多姿多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对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也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通过客家学的研究，科学地揭示客家民系的个性和特殊性，以加深和丰富对汉民族共同性的认识。这本身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界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国社会人文科学的大书架上，理应出现《客家民系发展史》《客家的民俗和文化》《客家地区的经济》等一系列专著。过去，我国学术界曾开展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偏重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忽视民系的分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今天，这种研究状况亟待改变，而客家学的研究正是其突破口之一。

其次，客家学研究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项义务。客家民系是汉民族共同体中众多的优秀民系之一。在这个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包括客家先民)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对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发展和繁荣，对中原汉民族与东南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和壮大，都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客家儿女英才辈出，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动人心魄的壮丽篇章。客家学通过对客家民系具体而入微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艰苦创业、前赴后继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持久凝聚力和向心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所必需的精神力量。

还应该看到的是，客家民系在迁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客家文化不仅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中光彩夺目、自成特色的一页。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其文化自然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其大背景的。但是，由于客家先民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险恶环境，又使得他们在继承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同时，还剔除了其中的某些糟粕，并在新的环境下，改造和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例如，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客家人就扬弃了中原文化中安土重迁、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一种筚路蓝缕、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再如，由于离开了祖居的中原大地，离乡背井，浪迹南疆以至海外，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故园的可爱、乡土的芳香，加之南迁的客家人有很多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举家迁徙的，因此热爱乡土和“义不帝秦”的思想意识，又养成了他们历经苦痛、“痴心不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清人入主中原以后，南方客家地区的抗清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近代以来，客家儿女在历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都站在时代的前列，英勇顽强，壮怀激烈;在祖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海外的客系华侨移资祖国，造福桑梓……所有这些，无不闪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在客家民系的精神文化领域，尚有许多未被发掘的宝贵财富，亟待我们去开采、整理、发扬和光大。它们不仅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所急需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再次，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遍天下。他们对侨居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侨居国家或地区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客家人的影响日益增强，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四小龙”，客家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客家学对海外客家人、客家财团和客家文化的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是新时期开拓华侨史研究新领域、开创华侨史研究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海外客家人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在活力的理解、体会和领略，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从而直接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以前，不少学者曾断言，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背景下，东方是很难进入资本主义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四小龙”的崛起和腾飞，则以铁的事实宣告了这种论断的破产。然而，继之而起的另一种论断认为，儒家精神直接孕育了“四小龙”。且不说这一论断本身是否正确，但是，在儒家文化圈中照样可以产生“四小龙”，倒是毋容置疑的事实。既然客家人在“四小龙”的崛起和腾飞过程中有着积极的贡献，并起有其他民系难以替代的作用，那么，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尤其是揭示他们的文化背景及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吸收和改造过程，或许能为我们在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提供一个参照点或观照视角。“五四”以来，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往往徘徊在两极之间.或日“全盘西化”,或曰“传统本位”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证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划地为牢、固守自我也同样是不足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如何正确地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而且还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去向。在这方面，研究海外的客家人，研究他们在寻求中西文化结合点结合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无疑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总之，客家学是我国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一门亟待建立的学科。它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丰富东方学的内容，加深对中国当代国情的认识，拓展民族史和华侨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团结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促进客家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客家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自从客家问题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在搜寻客家史料、解决学术问题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在方法论上有着许多建树。如一些西方学者把社会学中的实地调查法运用于客家问题研究，解决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再如，毕生从事客家问题研究的文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问题时，突破正史的偏见和局限，首次从地方志甚至家谱中发掘资料，发现问题。这些方法。就是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所继承和发扬的。

当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今天，当客家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客家学时，我们的研究方法自然要与这门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相适应，而不应该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这里,我们就研究方法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客家学的研究，要把客家民系纳入汉民族共同体之中，要把客家人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要从民族的共同性中去领悟、把握民系的个性，然后再从民系的个性中去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共同性的认识，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汉民族不断成长和壮大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客家史，理当包容在汉民族的发展史之中。离开汉民族共同体这一母体，客家学研究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故而，我们在研究客家问题时，在方法上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要从汉民族发展史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把客家问题孤立起来，就客家论客家。例如，所谓“客家精神”，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不少论者把“客家精神”孤立起来，把它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割裂开来，有的甚至对立起来，于是越谈越玄，越走越远，似乎这种精神可以超越任何物质力量乃至时空因素，可以超然存在，所向披靡，这种态度不仅抽去了“客家精神”的实质性内容，而且其本身也是反科学的。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一再证明，文化在从“母体”向“子体”的“遗传”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异”，但是基本的“文化密码”并没有因“变异”而改变，正像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基因传递一样。“客家精神”这一子文化因素，只能来自于汉民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的母文化。后者是源，而前者只是流，甚至把两者割裂开来，到头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研究客家文化如此，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研究客家社会组织、生活等，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研究问题时，首先必须特别关注的。

第二，客家学的研究，要把客家问题纳入整个世界史的框架中。尤其应该把海外客家问题纳入华侨、华人史的框架中。前文已指出，客家人与华侨、华人血肉一体，分布五大洲，足迹遍天下，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因此，客家学研究决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而必须面向世界，必须把客家人(这里指海外客家人)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到华侨、华人创业史的历程中，来深入解剖，来仔细分析。客家史不仅是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史中不可或缺的光辉一页。

第三，客家学的研究，要注意把客家民系的总体研究与对不同地区客家人的个别研究结合起来，切不可以偏概全，也不该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客家人作为一个稳定的民系，在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心理状态方面都有着共同的个性和特征;但是，由于其先民祖居的地缘不同、迁徙的路径不同以及所居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不同，南迁的客家人在语言、习俗、习性等方面，也不尽相同，显现出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和个性共存的状态。例如，就语言方面来看，五个纯客家县境内的方言就有三十几种，真可谓“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客家学时，应该注意各地区客家人的个别的、具体的研究，然后再把这具体的、个别的结论加以提炼、细绎，上升为对客家民系总体特征的认识。这样，也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是科学的、有价值的。那种以偏概全、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研究方法，是站不住脚的。

(四)客家学的学科建设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人文学科，客家学的学科建设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呢?或者说，这门学科的建设，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

其一，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包括南迁),这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最基本工作。既然客家学的研究对象是客家民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这个民系的形成理当是客家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民族学的理论认为，所谓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征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客家人既然是中原汉民族中脉络分明的民系，因此客家学的研究就必须以汉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为出发点。

诚然，民系和民族有一定的差别，但它和民族一样，也是以共同的地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其基本要素的。只是民系作为某一民族的分支，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诸共同要素之外，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又有着自身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故而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从民族共同体的大背景中，去分析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理应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基本准则。

就客家民系的形成来说,以前有的论者认为。这个民系的形成，完全是汉族人南迁的结果。其实，南迁的汉族人，除了客家人之外，还形成了福佬人、广府人、海南人等诸多民系。把客家民系的形成简单地归结于汉民族南迁，显然是对民族学理论的无知。如果从民族学关于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来分析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这一问题则迎刃而解。

从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一要素来看，晋元帝的“给客制度”、唐代的主、客户之别和“两税法”对“客户”纳税的规定，以及北宋时期户口统计中对客户户籍的认可，都一再表明，移自中原的汉人、流人、流民，皆须纳入与汉民族原所共存封建经济范畴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客”“客户”或“客人”的资格。这当是汉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要素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集中体现。

从共同的心理素质来看，客家人既然渊源于中原汉族，那么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以汉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其内聚纽带。汉民族共同体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行为方式、审美情趣，以及中原地区以多神信仰为内容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以农耕生活为主体的生活范式并由此而引发出的天人观念和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智慧特征，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客家民系心理素质中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不仅是南迁的客家先民开疆辟土、重建家园的重要心理动力，而且也是客家民系生生不息，不断拓展的精神支柱。

然而，既然是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做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交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再从语言这一要素来看，汉民族共同语言--汉语,在维系南迁的客家先民内部的稳定在促进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客家先民最初从中原南来，与中原地区在文化、语言上本无差异。尤其是嘉应州属的客家人，其日常语言基本上与国语相同。加之，客家先民中有不少来自汉族中的士族或衣冠之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语言中往往保留着许多古代雅言的成分。这样，在他们南迁定居之后，北方中原地区屡遭外族内侵，少数民族大量同化于汉族，遂使中原地区的标准汉语，颇受异族语言混乱的影响，难免在语音、语法和构词上有了变更。但是，在客家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些地区多属荒山丘陵地带，所谓“无山不客”“无客不山”，地理上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从而保证了客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来语言的影响。故而，当中原地区的汉语因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发生变化以后，客家民系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古汉语的纯洁性。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迁客家先人的中州汉语也曾受到了客居地土著和他族语言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州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罢了。从而，在唐、五代之后，汉民族共同语言在从古代汉语转向近代汉语时，客家语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汉语中有五种相对独立的方言，即国语、吴语、闽南语、粤语和客家语)。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再从共同地域这一要素来看，客家地区在地理环境上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客家人所居之地，大都是山脉绵亘、峰峦险峻、地势高阻、极少平地，并且耕地不足。这些地域特点，不仅使得客家人与中原汉族在经济生活、日常起居、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不同，而且还间接地造就了他们独特的人文精神、人生境界和生活理念，并进而生发出突出的“客家精神”。

总之，客家民系的形成，如同汉民族的形成一样，也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的。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深入细致地研究客家民系这四大要素的形成、发展及其与汉民族共同体中诸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而科学地分析客家先人的南迁过程及客家民系的形成，这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

其二，从中国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客家民系的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这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

客家民系既是一个现实存在，又是一个历史范畴中的客体，如果从他们的先人南迁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果从这个民系的形成时期--五代至赵宋年间算起，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正像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过程分析一样，客家学当然应该包括对客家民系发展史的认识、分析和总结。

从中国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把客家民系放到祖国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广袤时空背景中来考察客家先人南迁的社会原因、阶级阶层状况人口分布和迁徙途径，来分析客家民系的经济生活、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等，自然比抽象地就客家论客家要来得真切、深刻和准确。因此，任何民族或民系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民情风俗乃至语言文化,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慢慢地形成起来的，如同一个人的个性、脾气的养成一样。如果不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来分析这个民族或民系所具有诸多特征,揭示其形成的原因,理清其来龙去脉,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表象上的、肤浅的。例如，在客家人中，土楼是这个民系文明的重要象征，它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客家人的建筑风格和审美情趣，而且还反映了这个民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式、家族观念等。但是，如果就土楼而论土楼，顶多只能道出其建筑学意义上的底蕴。相反，如果从客家民系的发展史上来认识土楼，那么，所揭示出的问题就远远不是建筑学所能涵盖的了。又如，在客家民系的饮食文化中，吃狗肉向来就是一大特色。如果就狗肉论狗肉，也许只能道出营养学或养生学上的某些道理。但是，如果从客家人的历史中来发掘其吃狗肉的社会意义,那么，所揭示出的问题也就更为深刻、准确和真切了。就吃狗肉来说，这一习俗不仅与客家人的山居生活容易伤寒中风有关，而且与客家先人来自中原时所处的农耕生活有关。客家人定居南方山区之后，依然保留着他们先人的农耕习惯，尽管山多地少，他们依然没有退化到早先的渔猎时代。这样，在客家地区，狗既不是渔猎时代不可或缺的家畜，也没有成为类似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图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吃狗肉不仅是客家人居住山区所需的习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农耕生活的曲折反映。这一习俗所包含着的经济生活、民族民系属性乃至宗教信仰上的意义，显然有待于我们在全面掌握客家民系的历史发展之后再去领悟、分析和认识。

因此，无论是对客家先民迁徙过程的认识，还是对客家民系方方面面的把握，都离不开对客家史的仔细分析和研究。如果把客家学比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体，那么，对客家史的总结、分析和研究应该是其全副经络所在。

其三，从中国国情学的角度，分析当代客家民系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人口分布、文化习俗等，这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又一紧迫任务。

如前所述，以往的客家研究就时间跨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客家民系的源流及南迁等方面，而对当代客家民系的方方面面，则少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当代的客家民系分布在国内的十多个省区以及海外的数十个国家;人口总数在4500万人左右。全面、系统地分析他们在当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不仅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了解我国当代国情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国内方面来看，如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和落实，客家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地分析近十年来客家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地揭示所存在的有关问题，发现症结探索全面发展的广阔途径，这不仅关系到客家地区的发展远景，而且还牵涉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就海外方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客家人在海外侨居地的政治地位、经济财力以及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观念习惯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海外客家人分布最为密集的东南亚地区来看，随着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许多客家人加入了当地的国籍，成为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华人或华商，并为战后以来当地经济的腾飞、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祖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落实,许多海外的客家人士，一本历史上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或移资祖国，造福桑梓，或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作为华裔、华人、海外的客家人与历史上形成的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肉一体，渊源互接，难分难舍。研究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的现状，关注他们的未来，这些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海外客家人在当代世界的方方面面，更应该是我们客家学和华侨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四，这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客家学学科建设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客家学研究在我国大陆曾停滞了近半个世纪。多年来，我们不仅没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而且也未曾做过系统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在客家学亟待建立的今天，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客家史料，应是我们一项紧迫的任务。只有在坚实的、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客家研究才能不断走向深入，客家学这门独立的社会人文学科才能真正崛起于社会科学之林。这里，我想提几点设想:

一是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收集第一手的客家资料，这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众所周知，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偏见，历代“正史”关于客家民系的记载均语焉不详，其他方面的记载也分散、零星，不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有关客家的文字材料是十分奇缺的。故而，我们今天应该从实际调查和实地采访入手，注意收集客家“话材料”,以补文献材料不足的缺憾。事实上，三四十年代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问题时，就曾注意到这一问题。惜乎当时由于条件有限，他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粤东一带，而对闽西、赣南以及其他地区，则未能深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展实地调查、采访时，闽西和赣南应作为突破口。

二是抓紧整理、出版一批有关客家研究的文献材料。近一个世纪来，中外学者在客家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不少研究成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前述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和陈运栋先生的《客家人》等，多年来一直被世界学术界作为客家研究的经典之作。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这类著作，无疑是我们客家学资料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要注意保存、修复有关客家民系的实物材料。在客家先民南迁及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留下了大批的实物材料。在文献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保存这些实物材料尤显得意义重大。然而，或由于年代久远，或由于其他原因，不少实物材料都面临着行将消失的境遇。如作为客家文明重要象征之一的土楼，或由于年代久远，残破不堪，或由于与当地居住条件不合，纷纷拆除，所剩无几。再如，与客家民系南迁及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宁化石壁村，其历史面貌也行将为现代风格所取代。如何修复、保存这些实事材料，应该引起我们客家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客家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我国，这门学科才刚刚起步。本文所阐述的有关问题，只是对建立这门学科的几点构想，难免语焉不详，或失之偏颇，敬请海内外专家教正。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