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谢重光博士《客家形成发展史纲》（摘录）——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个支系，现在一般被称为汉族客家民系。人们对客家的研究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其间自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及广东西路土客斗案两件大事变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七八十年间，在外界的刺激下，关于客家源流和客家民性的讨论曾掀起三次热潮，轰动了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配合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大陆的客家学重新兴起，并与台、港、海外的客家学研究互相呼应、互相促进，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客家学研究热潮,其势至今未衰。

综观近两个世纪来的客家学研究，其中关于客家源流的论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如此等等，不能尽述。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有的问题已有定论。例如客家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支系，而不是少数民族，这种民族之下的支系称为民系，就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罗香林先生开创的把历史文献与民间谱牒资料相结合，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也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运用。

但是存在的问题和分歧也很多。诸如族谱资料的价值和使用方法问题，“客家”界定问题，客家先民的主要成分问题，客家人的血统、特别是客家人与畲族的关系问题，都众说纷纭，无法统一。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在以前的有关论著中已初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里不多加重复，只是客家与畲族的关系问题，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以前论述得还不够深入，这里再作稍微详细的说明。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如今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安徽、江西等省区，总人口约46万其中福建省约28.25万，约占总数的61.4%，浙江约16万，约占总数的35%。福建畲族主要集中在闽东，浙江畲族主要集中在浙南，广东畲族散布于粤东的潮汕和梅州地区，以及地处博罗山区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总的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这种格局，是畲族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历史上畲族人口和分布状况的原貌。在历史上，畲族曾经活跃在南中国的广大地区，以其众多的人口、辛勤的劳作和对封建统治者的英勇斗争而给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湘赣闽粤四省，自唐宋以来，畲族的形成发展与当地经济、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与汉族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早在1949年以前，学者们对其特殊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特殊的风俗习惯，就已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写出了诸如《畲民调查记》《说畲》《畲族十八名》《福建畲民考略》《畲民之起源与畲宁之商汀》《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畲民的图腾崇拜》《浙南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福建畲姓考》《客族、瑶僮及闽南民族》《广东輋仔山的瑶民》等一系列论著。1949年以后，配合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畲族研究兴起了热潮，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还出版了《畲族简史》《畲族史稿》这样的畲族史专著。可以说，畲族研究早已是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关于畲族族源的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外来说和土著说两大派别。外来说主张畲族是由武陵蛮（有的称为长沙、武陵蛮）或古代“东夷族”靠西南的一支“徐夷”南迁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土著说主张畲族是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的，对于土著居民的认定。又有百越人后裔闽族后裔和南蛮的一支等不同支派。这两大派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于彼此都有理论上和论据上的不足，谁也不能说服准。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畲族的来源是单一的，若把族源追溯到武陵蛮就排斥土著与畲族的渊源关系，反之，把畲族族源追溯到土著民就排斥武陵蛮与畲族的关系，甚至同一大派别中的小支派间也互相排斥，大有非此即彼，不能两立之势。

在客家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最早，有人斥客家为非汉旅，亦非粤族，甚至心存毁谤诬蔑之意，把“客”字加上反犬旁。这就激起了广大客家人士的义愤。一些学者因而潜心研究客家源流，反其道而行之，立意要把客家描述成最优秀的汉旅成员。这一趋向首先由外国传教士发其端著文认为，“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后来客家学的奠基者罗香林加以系统地发挥，极力论证客家先民来自中原的核心地带，是具有辉煌历史的中原世族华胄的后裔，因而“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罗香林先生为客家源流定下的基调，长期以来为多数客家学者所蹈袭，近年来有人甚至把客家血统纯正论的倾向引向极端，提出了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客家基本上未与畲族发生婚姻关系的观点。这种客家血统纯正论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客家起源一元论的观点。

把某一族群的来源看成单一的一元论的观点，在具体的史料面前常常会遇到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关于畲族的图腾崇拜问题，大家都知道畲族普遍以盘瓠作为本族的始祖，具有一系列与崇奉盘瓠和狗相关的习俗与心理。对此，以畲族源于武陵蛮来解释非常顺当，主张畲族族源土著说的论者想要否认畲族与武陵蛮的关系就大费周章，怎么绕着弯子论证也难以令人信服。相反的有些地方的畲族又崇拜蛇、鸟，对此，主张畲族源于武陵蛮的论者也很伤脑筋。他们想要否定畲族与百越民族的关系也很困难。

上述这些用族源一元论难以解释的问题，都是对族源一元论诸观点的挑战。因此，笔者早就萌生了畲族有多种来源的观点，只是学识浅薄，缺乏自信，对此重大问题未敢遽断其是罢了。1989年，费孝通先生出版了大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大受启发，更坚定了自己关于畲族起源多元论的观点。

费先生认为:“一体”指中华民族的实体，“多元”指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这是大格局。就每个民族来说，也是“多元一体”的，这是小格局。就每个民族的经济文化来说，也可以说是多元一体的。因此说“多元一体格局”是有着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内涵和交叉叠合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林耀华教授指出，费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核心概念，“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的确，“多元一体”概念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单一民族也是多元一体的视野下，以前关于畲族起源的诸多杆格难通的问题，都一下子豁然通解了。

看来，在畲族起源问题上的外来说和土著说并不是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各有不足之处，又各有合理内核。扬弃其不合理部分，取其合理内核，正可互相补充。武陵蛮、百越民族、南迁的汉族.还有湘赣闽粤交界区域其他土著种族，共同缔造了畲族，他们都是畲族构成的要素。当然这些要素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地接触、交流、融汇、同化，经过一个漫长的有机的辩证互动过程，才发展、演化为畲族。这就是所谓“多元中的统，统一中的多元”，最后形成畲族这一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

与畲族组成的多元格局一样，客家的组成也是多元的。充分挖掘、利用传世文献中的史料，参考借鉴民族学者、语言学者、考古学者、民俗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尽量客观而科学地说明参与缔造客家与畲族的各个族群要素，阐明这些族群在长期互动互融、互补共生过程中的多元一体关系，是本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参与缔造畲旅之南迁汉族，主要是指客家先民。反过来说，参与缔造客家的诸来源中，除了南迁汉族外，畲族先民也是重要的族群要素。因此，追溯和阐述客家先民与畲族先民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是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有几个概念必须先予明确，因为这些概念直接关系到对畲族族源多元化的认识。

（一）畲族与客家都是文化的概念

前面说到不少论者把畲族族源归于单一的种族，一些客家研究者则片面夸张客家血统的纯正和优秀，这样的观点，是从血统上来认识民族和民系，是把民族和民系等同于种族的观点。

实际上，民族、民系虽然与种族有关，但毕竟不同于种族，在本质上它们都是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譬如古人很重视夷夏之别，夷是四夷，是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夏是华夏，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住区的中华主体民族。但华夏族不是单一血统的民族，它是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核心，融合了中原许多少数民族而形成的共同体。夷与夏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夏”可以变“夷”，“夷”也可以变“夏”，所以自古就有“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的议论。在现实的“夷”“夏”关系中，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和斗争、同化，华夏族周围的人方、鬼方、羌方、戎方、肃慎、犬戎、西戎、蜀人、吕人、荆蛮、淮夷、徐戎、赤狄等少数民族，都渐渐融进华夏族中，到汉代共同形成汉族。而汉族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吸收、同化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其地域也就不断扩大，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以至辽河流域、闽江流域都包括进去了。

对于这个道理，陈寅恪先生曾以北朝的胡汉之分为例，作过深刻的阐述。陈氏引《北史》卷28《源贺传附玄孙师传》略云:

师少知名，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先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凉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零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平齐。

又引《资治通鉴》卷171《陈纪太建五年夏四月》载此事，“胡三省注”云: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零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

据此陈寅恪先生论曰:

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世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要，故略附著鄙意于此。

陈寅恪先生所论具有普遍性，并非仅以北朝为限。仍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例，晋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后裔陶渊明却是汉族田园诗之祖了;北魏的皇族拓跋氏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到了唐代，元稹已是汉族名臣，是元和诗体的代表;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考其血统，分别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胡人及匈奴人后裔，但到他们本人都已汉化很深,他们自认为是汉人一般人也承认其为汉人，并以之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相反的，也有血统本是汉人，但因受胡族熏染而成为胡人的例子，如南越国王赵佗，本是河北真定汉人，长期生活在粤中，又以越人立国，故同化于越俗，“椎结箕踞见（汉使者）陆生”自称“蛮夷大长”;又如北齐缔造者高欢，祖籍渤海，是汉族著姓，但他的四世祖迁居怀朔镇，“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他的儿子至被人称为“鲜卑小儿”;还有“唐代藩镇如薛嵩、田成嗣之徒，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间的关键，完全在于文化。盖少数族人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则成为汉人，汉人全盘接受了胡族文化则成为胡人，在文化面前，血统的因素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畲族与客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笔者曾提出:

“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因为种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

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这一表述还应加以补充和完善，那就是南移汉人在迁移过程中也与途中居民进行了交流和融合，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后所接触和同化的“当地原住居民”应包括先期迁入其地的畲族或畲族先民。

相应的，关于“畲族”的概念，似可表述为: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移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现象为主要文化特征，以椎髻左衽、结木架棚为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

（二）客家先民与客家，畲族先民、畲民与畲族

上文我们分别使用了“畲族先民”“畬民”与“畲族”，“客家先民”与“客家”等概念。现在，我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界定。

“畲”字的本义是“火耕”或“火耕地”。晋陶渊明诗曰:“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唐元结在代宗朝任道州刺史，到任时向皇帝上表曰:“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畲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活。”这两例用的是“火耕”义。唐朝杜甫诗曰:“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刘禹锡诗曰:“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两例用的是“火耕地”义。

唐宋以前，生活在南方山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即所谓溪峒种类或蛮、獠、夷、疍等土著种族，处在相当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他们的耕作方式大都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上。这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就是“畲”，用这种方式开垦的土地就是“畲田”对此，文人学士们有过大量的描述。例如，唐刘禹锡描述四川夔州“巴人”的耕作情况曰:“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荫。’北宋章惇记述湖南潭州溪蛮的耕作情况曰:“人家迤俪见板屋，火耕硗确名畲田。”南宋范成大描述四川三峡地区的畲田情况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南宋刘宰咏湖南湘西五溪蛮的风俗曰:“靖州风物最五溪，畲田岁人人不饥。”这些记述涉及的地域很广，种族繁多，但都仅指其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而言，并非特指某一民族或种族。迄至南宋中叶以前，尚未见有以“畲”作为族称的记载。

“畲”正式作为一个民族的族称，始见于南宋中叶。成书于嘉定、宝庆年间（1208-1227年）的《舆地纪胜》记梅州有“山客举”，南宋末年刘克庄记漳州有“西畲”“南畲”，文天祥记潮州有“举民”。据此，“畲族”作为一个有比较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稳定的生活地域，且为人们明确认知的民族，至迟在南宋中叶就已经形成。在此之后，已有所谓“畲族”或“畲民”,在此之前只有畲族先民。基于这一认识，在本书中，“畲族”和“畲民”只用于南宋中叶之后的记述，“畲族”是就这个民族的整体而言，“畲民”是指该民族的部分或单个成员，“畲族先民”指畲族形成之前作为日后畲族来源的各个种族或群体。像前引诸多“烧畲”“畲田”的种族或居民，就都是“畲族先民”。

同样的，“客家”是用来指这一民系正式形成之后该民系的整体，有时也用以指该民系的某一部分;“客家先民”则指客家民系形成之前作为日后客家来源的各个种族或群体。

由于客家与畲族曾经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它们在形成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在各自形成之后仍有互相转化的情况发生，亦即有的畲族转化成了客家，有的客家却转化成了畲族，因此，客家与畲族往往有着共同的来源。例如，同是南迁的中原和江淮汉人，在进入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经过长期的演化，大部分形成客家，但也有一部分形成畲族;同是南迁的武陵蛮。在进入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经过长期的演化，大部分形成畲族，但也有一部分形成客家。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南迁武陵蛮和南迁汉人。既是畲族先民，又是客家先民。对此，水书为了行文的方便，把本来不易区分之事强作区分，以“畲族先民”的概念专指客家正式形成之前的南迁武陵蛮、十著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之类:以“客家先民”的概念专指客家正式形成之前的南迁汉人。我们强作这样区分的理论根据是，南迁汉人是形成客家的主体:而南迁武陵蛮、十著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之类是形成畲族的主体。

（三）客家与畲族关系的基本内涵

在探讨历史上客家与畲族的互动关系时，为了突出重点，避免枝蔓，我们对于客家与畲族关系的基本内涵限定在如下范围内:

（1）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畲族先民中的武陵蛮部分与客家先民中的南迁汉人部分，在南迁途中及到达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的接触和交往。

（2）其次我们还要探讨畲族先民中的百越种族部分（包括山都、木客）与南迁汉人在赣闽粤交界区域的接触和交往。

（3）我们认为，畲族在南宋中叶已经形成，客家至迟在宋元之际形成。此后畲、客二族在波澜壮阔的抗元斗争中，在明中叶的反抗朝廷斗争中，曾长期结盟，密切合作。追溯这一历史时期金、客联合斗争的实况，特别是探讨因这一联合斗争而加速畲族汉化过程的具体内容，也是本书所谓畲、客关系的重要内涵。

（4）畲族汉化的过程是畲族文化吸收客家文化丰富和改造自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客家文化也同样吸收畲族文化丰富和改造自己。此之谓“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互相融摄”，也是畲、客关系的重要内涵。

（5）畲族汉化的结果是大部分畲民汇入客家之中，由此畲族的数量减少，客家不断壮大;那些不愿汉化的畲民或逃入深山，或被迫迁离赣闽粤交界区域。探讨由此引起的畲族、客家分布范围和人口数量的变动，以及畲族迁离赣闽粤交界区域的时间、去向、迁移方式和路线，也是本书所谓畲、客关系的重要方面。

（四）关于史料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

由于客家研究与畲族研究的普遍开展，客家的史料和畲族的史料已被大量发掘，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过去论者多作单一领域的研究，惯于就客家论客家，就畲族论畲族，把两者联系起来，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研究畲族和客家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相应的，对于两者互动关系的史料也发掘得不够。现在用客家和畲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及畲、客互动的眼光去观察问题，视野扩大了应可发掘不少以前人们不经意而实际上很重要的新史料。

过去在研究中，人们比较注重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资料、考古的资料和语言学的调查资料，对于文献资料，则比较注重谱牒和方志资料，对于传世文献资料反倒相对忽略了。现在人们熟知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前贤早就用过而被论者反复引用的。因此，正史、正典、类书、古人文集和其他典籍中还有大量宝贵资料尚未发掘出来。例如，唐宋时期福建有无莫徭活动的问题，许多论者断言其无，实际上在顾况的诗歌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中，都有闽莫徭活动的史料。又如，人们常说“畲”作为族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乃见于南宋末年刘克庄“漳州谕畲”的文章。实际上，比刘克庄这篇文章早约半个世纪,在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已正式提到了梅州的“山客举”。这些情况提醒我们，在史料的发掘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还应在古代文献中多下工夫。

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鉴别和考证。特别是对于民间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辨伪工作可以说是首要的。就拿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唐初发生在闽粤边境的陈元光平蛮獠的有关史料来说，史料的来源是明朝末年以来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厅志》之类，而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细一追究，有关谱牒的陈元光平蛮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由于疏于考证辨伪，一大批学者都依据这一伪史料做文章、搞学问，岂不悲哉!因此，本书对于各种史料，特别是谱牒资料，都尽量做到在严格鉴别辨伪的基础上加以使用，从而往往得出新的看法，新的结论。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有删节。转引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