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学院教授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摘录）——客家共同体的根

（一）引子

中国客家源流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客家人与整个汉民族、古代百越族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已故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30年代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中说:“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派。”“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顾名思义,当知其非中国南部固有的民系。罗氏在50年代发表《客家源流考》时，对上述论点作了重大修正:“'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可说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他们的先民，就是因为受了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遂渐自中原展（辗）转迁到南方来的。”在这里，罗氏将《客家研究导论》中的“汉族”一词改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在这里，笔者将其理解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之意，而“汉族”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汉族”修正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是客家学研究的一大进步，是罗氏对客家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笔者近年来专事客家学的田野调查，获取了一些客家民间文献，以及采访录音等。根据这些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罗氏关于“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说似可再前进一步，即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残存者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笔者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成三部分:客地古代文明与客家源流、客地的民间宗教信仰与客家源流，客家妇女与客家源流等，从不同角度去证明上述论点。

研究客家文化必然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文化首先是由中原发生形成，然后向南辐射的呢?还是中华大地各自都有地方文化的源头，它们互相融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呢?笔者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考古提供的信息，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中原还是在闽粤赣三角地区，无论是在北方的黑龙江还是在南方的海南岛，或是在东海之滨还是在云贵川，都有比较精美细致的石器工具，都有形状差不多，甚至极为相似的彩陶器皿，难道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原流传四方的吗?笔者认为，那时的人们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旅游本事，这些生产和生活物质的出现，当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共生现象。

客家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交通落后而开发较迟这是事实，特别是宋以前，文明程度较之中原地区相差很远。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这并不等于客家地区没有古人类活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显示，客家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共同体。这个人们共同体足以与周边地区的人们共同体相抗衡。历史上的越国灭吴国，越王勾践被周元王封为东方盟主而称霸中国东南方;尔后楚国来越国，秦灭楚，秦遣50万军征剿百越。与此同时，赵佗在南方建立越国等即是明证。历史上的民族迁移运动，并不是在简单地填补某个地区的人群空穴的运动，而是对某个地区补充新的人群。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中原南迁史。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中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正是这些南迁落居客家地区的中原人，用中原文化教化了本地人，从而加速了客家地区的开发，提高了客家地区的文明，增强了客家地区与荆楚、吴越、中原的交流，丰富了客家文化

客家学研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监于史籍中反映客家源流方面的史料奇缺。因此，本书在处理有限的史料时，尽可能收入一些带代表性的文稿，有些甚至不厌其烦地全文引录，以避免有“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之嫌。相反，在具体的某一举例中，若没有史料引证，即有可能暂未找到相关的资料，除请读者见谅外，诚望史家给予指点或提供有关线索，不胜感谢。本书只是客家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尚未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著者寄希望于通过加强学术界的交流而逐步解决。而客家方言、客家歌谣、客家建筑、客家饮食等，学界前辈已有专著问世，笔者就不再赘述。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笔者将客家人居住地区谓之客家地区（以下简称“客地”）。客地辽阔通常以粤东梅州市为客家地区的代表。因为这里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然本文说所的客家地区则主要指:粤东、粤北、闽西、赣南（即闽粤赣三角地区）。本文试从考察客家地区古代文明入手，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客家源流。

广东的客家人分布，除粤东的梅州市外，大部分散居于韶关市、乳源县、南雄县、曲江县、翁源县、新丰县、始兴县、惠阳县、陆河县、河原市、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等。闽西的客家人主要散居于宁化县、长汀县、沙县、南平市、上杭县、武平县、永定县、将乐县等。赣南的客家人主要散居于寻邬县、安远县、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信丰县、南康县、大余县、崇义县、上犹县、会昌县、瑞金县、石城县、宁都县、于都县、赣县等。而以梅州市的五华县、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兴宁县、梅县、丰顺县等最为集中，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客家人。集中或相对集中居住着客家人的这四十多个县市，地域连成一片，山峦重叠，形势险要。在清以前这里交通状况，与云贵高原差不多，非常不便。故自然经济常盛不衰。生活在这一片山地的人，80%自我认同是客家人，尚有部分虽没有认同，但同操客家方言。客家先民、在这片生产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的山区，披荆斩棘、繁衍生息、筚路蓝褛，以建家园，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培育了无数英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因而引起了世人瞩目。客地虽然开发较迟，但潜力很大，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昔日的蛮荒之地、被经济界视为金三角开发区。现在，客地人民不断地在吸收中原地区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大力发扬客家精神，抓住机遇，真抓实干。可以断言，客家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腾飞是指日可待的了。

（二）客家共同体的根

前面，我们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分别论述了南北朝客家共同体的初步形成;隋至五代客家共同体的进一步汉化;宋元客家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客家共同体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等。总的结论是: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客家之“客”是他称，不是自称。古越族遗民大都居山，一些为逃避赋役的汉人也居山入越。汉族人及汉化较早的荆楚人、吴越人等称这些居山的越人、汉人为“山客”。而古“山客’之客即今天客家之“客”。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无论是从人类学，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去考察客地古代文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旧封建王朝没有（也不可能）在客地实行限制越族人少生育、鼓励中原人多生育的政策。古越族人口基数大。根据生物进化规律，应是越族人同化了中原流人。而属于少数的中原流人则用中原科学文化教化了客地人民。在客家各姓氏族谱，几乎都突出强调其根源在中原。南迁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客家即是暂时客居他乡之意，有朝一日，他们仍要叶落归根。有些论述客家源流的文章，亦把历史上的民族迁移看作是空穴来风的过程，把开发较迟，地广人稀的客家地区看作是中国人类历史上的真空地，是中原人填补了这个真空。事实如何?以上论述已作了回答。在古今史料中，至今仍未发现有反映客家人经历千山万水迁回中原老家寻根问祖的，甚至连口头的传说也没有，显然与暂时客居他乡的初衷有矛盾。实际上客家民间认为，他们的根就在客家山区。以梅州客家社会为例，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同姓同宗之间，往往为一个老祖宗的宅居地等而斗争得不可开交，并酿成流血事件屡见不鲜。他们不惜流血牺牲而争斗号者，根也，祖宗也。在这种强烈的根意识影响下，客家人不论人口那么挤，宁可因守山田而不愿外出。能叶落归根者，主要是一些登科及第者及仕宦者，或者因家贫而被迫卖身异地的人。历史上，外出的客家人不但在异地遇到谋生困难会回归故土，而且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也留恋故土。如旅居海外的客家人，即使是在交通极端落后的封建时代，也不惜倾家荡产而归根于客家山区。甚至有不少老侨胞嘱子嘱孙，即使不能老死在家乡，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尸骨送回堂山安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梅州客家地区曾有不少家因为家贫而忍痛将子女卖往赣南、闽西等地。80年代以来，由于党的开放政策使梅州的山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优于赣南及闽西地区，于是不少卖出或迁出去的人又与原乡亲人联系回迁故土，等等。在客家姓氏族谱中，都载其先祖来自中原，各家堂联均大书其姓郡望;如果他们确系具有强烈的中原故土意识，天天在盼望有朝一日返回故土的话，为什么在太平盛世年代,却没有一个子孙回迁安居。是路途遥远吗?海外客家人离家乡岂不更远。是家中无亲人、无财产吗?现在落实华侨政策时，不少华侨本人已老死他乡，但政府仍要在其原乡找到族戚进行调查了解，连宅居都要落实归还。这些东西即使都不存在了，也还有祖宗的坟墓啊!不少侨胞不远千里回乡不就是到祖宗坟墓前烧香吗?等等，为什么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么深的客家人，在其族谱中，只记载那些“守孝三年”、“割肉补疮”等事迹,却无一例不远千里回中原老家给祖宗上坟，与族戚团聚的记载。即使原乡亲人全村、全族外迁，也总有线索，可联系走走亲戚啊!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封建时代的人，但这种根的意识多多少少应该存在才对!这从某个角度说明客家人的根在今客家地区。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有删节。转引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版）